第十一章 1999年，汉江（第4/15页）

“于老师，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让小安误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

“那么我讲出来，请你来做判断。Peter是美国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是地质专家，他在七年前因为一个项目来中国，我们共事了三个月，四年前我去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跟他又在那里碰了面。其余时间，我们全是邮件联系，我有时候会请他帮我查找国外最新的资料，交流全都是关于专业的，很少谈及私事。这次他来中国考察水文地质生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结果共同经历了山体滑坡。同事失踪，我们一度以为必死，都说了一些平时根本不可能说的话，我讲了家庭遭遇的变故，我对女儿的负疚、对丈夫的失望；但我完全没想到他讲的居然是他对我的好感。我承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侥幸活着回来，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们继续保持朋友关系，他三年前就离婚了，单身，无牵无挂，不过我不可能为了他离婚。我已经39岁，有家庭，有事业，从来不是一个细腻的女人，感情当然也不是我做决定的首要因素。”

“他在联合国工作的话，应该不会长驻国内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多月前，Peter竟然辞去他待遇优厚的职位，应聘来汉江市一所大学教书，我不会矫情地撇清自己，说他的这个决定与我无关，但他说他是成年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我无须烦恼。有时我加班晚了，他会送我回家，偶尔有了烦恼——比如学军突然说他要继续留在阿里，我一个人再怎么撑着，也有疲惫和憋得几乎要疯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他是唯一知道小安情况的局外人，跟他聊一会儿天，算是疏解。仅此而已，这不算是死罪吧。”

高翔无可奈何地说：“于老师，我不是卫道士，不会评判你的行为，但是小安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对于感情恐怕有非常严格苛刻的标准，更别提是对自己的父母了。我建议你跟她解释清楚这一点，不能有含糊其词的地方。”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在小安看来，我不爱她父亲了，就已经罪不可赦。我和学军十多年夫妻，我做不到粉饰他的行为，把他说成是一个为了支援贫困地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人；可我也不能坦白地告诉女儿说，她父亲以她的经历为耻。他一回来就必须面对，所以他想一直逃避下去，还想让我和女儿跟他一起逃避。”

高翔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于佳的看法的，可是一个妻子用如此犀利客观的态度分析丈夫的行为，感情确实已经接近破裂，而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小安童年的时候，我对她照顾得不够，她信任的人是她父亲，在别的问题上她对我非常体谅，唯独涉及她父亲，她就变得异常固执。如果学军肯回来，我们不会离婚，她也就不会怪我；如果他一意孤行，坚持留在阿里，她肯定会怪罪我；要我讲她父亲的大实话，我不忍心，而且就算讲了，她一样会不相信，会更加恨我。”

于佳更像是在对自己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条条列举下来，越说越是沮丧。高翔只能宽慰她：“我会尽力劝劝小安。”

于佳猛然摇头：“对不起，小高，尽管我食言又找了你，但我之前对你的要求仍旧算数，我希望你继续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

他愕然，略带挖苦地说：“如果还是想让我不见你女儿，在你先生回来以前，你得能把她留在家里才行。”

于佳略有歉意，但神情十分坚决：“不必你来批评，我也知道我做母亲做得很失败。但是，我毕竟还是她的母亲，必须为她想得更周到一些。以你的身份，并不适合让她对你产生更多依赖。她现在比以前更脆弱，请你看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分儿上，尽量跟她保持一点儿距离。我会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尽量少麻烦你。”

高翔一下无言以对，同时不能不佩服于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果小安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不会刻意强化我的存在，这点你可以放心。至于你和你先生之间的问题，最好商量出一致的解决办法，再让小安来面对，现在就让她处于惊恐与担心之中，没有任何好处。”

“我同意。”

高翔带于佳去自己的公寓，打开房门，只见左思安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看到他们进来，猛然站住，不看母亲，却只盯着他，他简洁地说：“小安，我认为你应该信任你母亲，不要只凭自己的感觉猜测她的行为。”

左思安的神情变幻不定，没有作声。

“至于父母之间的问题，最终要靠他们自己解决，一直照顾你的是你母亲，你不能一味站到你父亲那边跟她争吵，这样对她不公平。你自己也跟我说过，吵架只会把感情越弄越坏，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