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像太空里的狗一样（第2/2页）

随后，当我们坐回到桌上时，茜贝尔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会重新提起那个神秘莫测的话题，但说着说着她会把它变成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茜贝尔的努力下，我的怪异、忧伤和无法与她做爱，被简化成未婚妻在婚前对我的依赖和怜爱经受的一次考验，在这次考验过程中经历的一次轻微的痛苦、一段不久后就会被遗忘的小悲剧。在那些开着快艇和我们一起游玩的粗俗、肤浅的朋友里，仿佛是因为我的痛苦，我们可以有别于他们。在宴请接近尾声时，我们也不必要和那些醉鬼们一起从别墅的码头跳进海里，由于我的痛苦和怪异，我们原本就“与众不同”。看到茜贝尔用一种如此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痛苦，我感到幸福，这同时也让我们彼此更加依赖。但在所有这些醉意的严肃中，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当我听见从远处的渡船上传来的忧伤汽笛声时，或者在人群里、在最意外的一个地方，当我以为某个人是芙颂时，茜贝尔会痛苦地发现我脸上出现的奇怪表情，她会感到黑暗的危险远比她认为的要可怕得多。

由于她的这些感觉，茜贝尔把此前作为一种友好建议提出的心理咨询变成了7月底前必须要做到的一个条件，我也接受了，因为我不想失去她那美好的友情和怜爱。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那个给爱情下过定义的心理医生，这个著名的土耳其心理医生那阵子刚从美国回来，正在用他的领结和烟斗，试图让伊斯坦布尔窄小的上流社会接受他所从事的职业。多年以后，在筹建我们的博物馆时，为了去问他关于那个日子的记忆，也为了请求他把这个领结和烟斗捐给我们的博物馆，我去找了他。那时我明白，他早已忘记了我那天的烦恼，更有甚者，他甚至对我的悲凄故事一无所知，而这是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人所皆知的。就像那些日子去找他的许多顾客一样，他也把我当做了一个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找他的健康人。而我，根本无法忘记茜贝尔像个带儿子去看医生的母亲那样，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的请求以及她说的那句话，她说“亲爱的，我会在外面等你的。”但我不想让她去。茜贝尔，带着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资产阶级们固有的感知认为，心理治疗是为那些西方人发明的一种“科学地说出秘密”的仪式，因为他们没有用家庭团结和分享秘密的手段来治疗的习惯。随便聊了几句，认真填好必需的表格之后，医生问到了“我的问题”，一刹那我很想告诉医生，因为失去了我的情人，我感觉自己孤独得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的小狗。但我告诉他的则是，我和心爱、漂亮和非常有魅力的未婚妻订婚后就无法做爱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了性欲。（然而我认为这是他应该告诉我的。）真主帮忙，我脱口而出地回答道：“大概是因为我惧怕生活，医生先生。”多年后，当我再次想到这个回答时，我依然想笑，并认为还是有点对的。

心理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凯末尔先生，不要惧怕生活！”说完他就让我走了，而我也再没去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