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二章（第3/4页）

小弟长得肥大，老兄身材瘦弱，彼此性情更是迥异，“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大约是说为兄谨慎严肃，做事认真；乃弟性情粗犷，不拘小节。显然，张亢属喜好功名、豪放不羁类人物，这便与当时文人大多推崇儒雅意趣有别。

如同时代进士入仕者一样，张亢先在地方任职，做过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判官、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推官，属长官的僚佐一类。在应天府任内，他有过治理河渠、消除水患的惠民政绩，直到南宋还被追忆。宋仁宗天圣后期（大约1030年），他调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通判，地位仅次于长官。宋太宗以来，西夏崛起，从此西北狼烟不断，直到其酋李继迁死去，彼此才缓和关系。镇戎军是对夏前线重镇，防务职责甚重。张亢就任后，适逢西夏首领赵德明死，其子元昊继任。当时形势看似平稳，但颇懂军事谋略的张亢，却通过情报意识到隐藏的杀机，于是上疏皇帝提出预警，并连续十多次向朝廷献西北攻守之计。宋仁宗有意用其策略，不巧的是，张亢却因遭逢母亡而停职守丧。

时隔不久，辽朝在幽州（今北京）一带聚兵，宋廷获悉后不得不关注河北防务。张亢因此前的表现，遂立即被夺情，但却由原正七品的屯田员外郎转换如京使，即转任为同样品级的武职，调往对辽前线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任长官，时间约在景祜元年（1034）十二月间。上任前，他除了向皇帝表示愿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势，认为契丹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上述经历表明，张亢初出道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辈。而后有机会接触西北边防时，性豪放、有胆识、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积极报效国家，未雨绸缪发出预警，并不厌其烦地陈情“攻守之计”，因此得到朝廷的关注。由此也毅然走上弃文从武之路，起码从文献上没有看到他拒绝或者推卸的任何记录。

张亢慨然投身军旅，实属不易。

宋代官制下，挂名武官头衔的人，并不见得都参与军务，许多执掌仓库、监管税务、效力案牍、厕身宫闱，甚至服务医界的人，都归属武职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资序升迁。但张亢不仅像前辈柳开、陈尧咨那样赴河北前线就任地方官，更长期在西北对夏战场出任带兵军职，或镇守一方，或指挥作战。可以说，他是真正经历了战火血光的戎马将军。

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宋夏关系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张亢被调往西北，出任泾原路兵马钤辖，兼任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镇，泾原路则为陕西前线四路防区之一，正北方面对西夏的中心地带，如当时人所指出：地势开阔，易攻难守，直接关系关中安危，“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当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当政者显然是看中张亢的才略和胆识，才赋予如此重任。

正是英雄须得用武之地。谋勇兼备的张亢适得其所，便大展拳脚。在对夏开战后，张亢多次针对宋军战场失利的原因，提出解决之道，如建议集中兵力和指挥权、减少主将与部队的调换、加强通讯保障、提高训练质量以及避免盲目出击等等，部分建议得到了采纳。从传世的宋代文献中，可以读到张亢的许多论兵奏议，其见解可谓有识、务实，多切中要害，确非一般武夫悍将或未经战阵的文臣所能虑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挥权的良策，因关乎宋代分权御将的传统禁区，故被束之高阁。

张亢并非仅善于纸上谈兵，难得的是还勇于和善于用兵。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宋边陲要地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间），致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城以北）与府州（今陕西府谷）之间联系中断，彼此军民只能困守孤城。当年，这一带都归属河东路，而非陕西路。当地原本缺水，围城以后，饮水更紧缺到“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传到京师，执政大臣忧心忡忡，朝堂上讨论的结果，是考虑放弃两城，退守黄河东岸的保德军（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张亢受命出任并代钤辖，火速被派往前线了解实情。他以超人胆魄单骑抵达府州城下，由于周边不时有西夏游骑出没，守城军人不敢相信来者何人，经出示符牌后，才被放入城门。张亢考察一番后，毅然承担起防守职责。他一改前任被动防御的做法，抓住敌军松懈的有利时机，派人出城采伐薪木、收集涧水，修筑外围堡寨，控制水源，加强练兵并调动士气。又乘夜出奇兵收复了要塞琉璃堡，从而巩固了府州的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