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北京(八)(第2/4页)

它采用了设问形式,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叫“《一见钟情》有潜规则?”第二部分叫“《一见钟情》收费试镜?”第三部分叫……而每一个标题下面,深蓝影业都啪啪啪贴出一堆实际证据,无法反驳的实际证据,与之并列的还有条理清晰的冷静说明,十分可信。

与此同时,它还发了一封导演谢兰生的补充公告,题目叫《是我起了反叛之心——我的15年,我的反思》。

所有人都被打动了。

谢兰生在信里写道:

【我在最近才意识到,这个社会变化太快,很多朋友并不清楚十几年前种种状况,因此,我也愿意随便说说我这15年,我的想法。

我出生在1969年。说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大概是三岁那年对于“电影”着了魔的。大家可能并不知道,直到1994年欧美电影才正式地进入中国,但我当时非常幸运,因为小叔有些门路可以跟他看“内参片”——由专人引进、翻译,给首长们看的片子。三岁那年,看到荧幕上机关枪突突突突地扫射时,我的手脚一阵抽搐,还“啊啊”地尖叫了。这件事在后来成了家人取笑我的素材。可我想啊,它那么真,那么真……又真实,又梦幻,像我们的现实世界,但是更美。真的更美。

我喜欢看“内参片”,比如《大幻影》《发条橙》《午夜牛郎》《安妮·霍尔》……并且深深为之着迷。我控制不住地每天模仿电影中的人物,学他们说话,学他们行动……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学校的那些朋友都没看过这些片子,甚至,没看过任何片子。于是,为了不让朋友眼馋,我便把对电影的爱深深深深隐藏起来,可是,当它成为一个秘密,它变得更为珍贵。这一隐藏,就是十年。

说来还是不好意思,我本能考北大清华,却选择上电影学院,在交志愿的那天把第一志愿偷偷改了。家里当时鸡飞狗跳,我被打了无数顿。可我很开心,真的开心,好像,戈达尔的激烈情绪、特吕弗的人性洞察、斯科塞斯的慑人张力,都触手可及了。

可实际上不是这样。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去工作。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当时拍片需要厂标,我们单位一年一个,大导演们还不够分,刚毕业的只能等着。有回,厂里必须筹备、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文学部的问了一圈,没有导演愿意沾,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可临开机时,厂长却让把“总导演”给有关系的其他人,我只能当执行导演。我拒绝了,继续蛰伏。到1991年3月,我听见厂长说,“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听话”,还是因为我新毕业。

可是,“等”会耗尽我的才华。那天,我决定了自己拍片。我当时对我自己说:“你好,我叫谢兰生,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我想,为何画家可以画画,作家可以写书,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我偷偷拍,再偷偷卖,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蹲监狱我也认了。作家不能只当助手,画家也不能,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于是开始筹备《生根》。

当时很难。为了筹资,我到公园演过猩猩……为了……我……中国境内不能冲印,我把片子送去澳洲,澳洲海关开箱检查,胶片见x光,报废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

另起一行,兰生又道:

【我再一次非常幸运,《生根》入围都灵影展。我没资金去打广告,只能站在酒店门口,或站在会场门口,一边发宣传单,一边说:“请来看看我的片子!请来看看我的片子!”那个时候,参加影展、卖掉版权,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是唯二的见光机会。何况,我也必须还清欠债。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回来我被禁了8年。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