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六章（第2/6页）

“您是想会见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欢迎您的来访，”他说，一边伸出了手，“别客气，请坐。”

“对不起，”我说，由于没认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未想到，我见到的人会是这么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继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大学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认识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详着他。他的脸显得苍老，比他的年纪更老，看来这些皱纹包含着不少沧桑，那一切严峻的日子，尽管事情都过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阴森的痕迹。教士的平静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们，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心灵和理性周围涂了一层升汞，要把它们埋葬在里面，以致言语和行动都显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妇，总是穿着丧服，总是孤单单的，也总是相信根本没有的东西，用脱离现实的幻想来扼杀现实的情欲。

我给他谈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仪，他的学生们怎样抬着他的棺材走过全城，送往墓地，然后又谈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开讲学；我们两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脑袋中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但佩切林这时仿佛觉得这顶帽子太重了，把它从头顶摘下，放到了桌上。谈话难以继续了。

“让我们到花园走走吧，”佩切林说，“天气这么好，这在伦敦是少有的。”

“好极了6。但是请您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法语？”

“那倒是的！我们还是讲俄语吧；我想，我几乎已不习惯讲它了。”

我们走进了花园。谈话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说，“我离开俄国那会儿，那是怎么一个时代啊，想起来简直不能不叫人发抖！”

“请您想想，现在它变得怎样了；1848年以后，我们的扫罗7完全发疯了。”我给他讲了几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国家，尤其是获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实的少数人太可怜了。然而人民却多么善良；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农民，他们非常相像，凯尔特族的庄稼汉也与我们的人民一样像是孩子。您不妨到爱尔兰看看，便会相信这一点。”

这样的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我打算走了，对他说道：

“我对您有个请求。”

“什么事？请讲吧。”

“在彼得堡的时候，我保存着您的一些诗，其中有三部曲《波利克拉特·萨莫斯基》8《死之胜利》等等，您现在有没有这些诗，或者能不能把它们给我？”

“您怎么会想起这些无聊的东西？这是不成熟的幼稚的作品，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心情。”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它们，”我笑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作品？”

“没有，怎么会有！……”

“您不能背诵它们吗？”

“不能，完全忘了。”

“那么要是我在俄国什么地方找到了它们，您允许付印吗？”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与它们毫无关系，仿佛一个人病愈以后想起病中的呓语一样。”

“既然它们与您无关，那么应该说，我可以印行它们，只要不署姓名？”

“难道您现在还喜欢这些诗不成？”

“这是我的事，请您告诉我，您允许我发表还是不允许？”

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给我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不再追问。

我告别时，佩切林问我：“您怎么不把您出版的东西带一些给我？我记得，三年前报纸上谈到过您发表的一本书，好像是用德文写的9。”

“您的服装可以向您证明，”我答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应把它带来，您不妨把这看作我尊重和体谅您的表示。”

“您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忍耐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迷误哀痛，为它的改正祈祷，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不论怎样，我们对人还是有所爱的。”

我们分手了。

他没有忘记我的书和我的回答，过了三天他用法文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我：

“我不能向您隐瞒自由这个词在我心头激起的共鸣——我不幸的祖国的自由！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希望俄国复兴，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这样，我绝对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纲领。但是这并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爱对一切政见和一切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当您最宝贵的憧憬欺骗了您，当整个尘世的力量起来反对您的时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为您保留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诚的友谊，同情的眼泪，以及世界所不能给予您的和平。我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最亲爱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济岛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见到您一次。请不要忘记把您的小册子带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