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3/22页）

过了几天，欧文的身体好了一些，一天早上他要自己的朋友和助手里格比收拾行李，他想走了。

“回伦敦吗？”里格比问。

“不，现在带我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要葬在那儿。”

于是里格比把老人带到了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八十八年前这个古怪的人，工厂主中间的使徒，便出生在那儿……

“他停止呼吸时这么安静，”他的大儿子写道，他终于赶到了新城镇，“我当时握着他的手，几乎没有发觉；他没有一点挣扎，没有一个抽搐的动作。”确实，不论英国还是全世界，也同样没有发觉，这位证明人类无罪的辩护人悄悄停止了呼吸。

英国牧师不顾他的朋友的拦阻，给他念了安魂祈祷；朋友不多，葬仪结束后便走了。只有托马斯·艾尔索普17勇敢地、正直地提出了抗议，但是——“一切都过去了”。18

我想对他讲几句话，但是大家旋风似的一下子走光了，我什么也没做，他那悲剧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攒动的人群、急剧变化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尘雾后面了。前几天，我突然想起了欧文，我决定写点什么谈谈他。

翻阅《威斯敏斯特评论》时，我发现了谈论他的一篇文章，我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读得很仔细。作者不是欧文的敌人，他稳重，审慎，能够对功绩给予适当的评价，对缺点给予合理的批评，然而我合上书时，还是有一种痛苦和委屈的奇怪感觉，心里闷闷不乐，几乎对它叙述的一切感到愤慨。

也许我病了，情绪不好，不能理解？……我又拿起杂志，又读了几段，感觉还是那样。

“欧文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对公众说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益的生活，这是提早死亡。19

“他召集大会，但是几乎没有人参加，因为他只是反复弹他的老调，那些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原则。有的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他们听到的仍是那些话，什么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等等……不久，这种昏悖状态中又多了一种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信念……老人纵谈自己与肯特公爵20、拜伦、雪莱等等的谈话。

“奉行欧文的学说其实毫无危险。这是一条无力的锁链，不能锁住整个民族。在他死前很久，他那些原则早已被推翻了，忘记了，可他还自以为是人类的救主，一个无神论者的弥赛亚。

“他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经常轻而易举地从极端怀疑主义走向极端的迷信。他们指望靠天赋的灵感解决一切问题。研究，论证，慎重判断等等对他们都是陌生的。”21

文章结束时，作者又道：“我们在前面几页谈的主要是欧文的生平，不是他的学说；我们愿意对他所做的真实的善表示我们的同情，但同时我们也得申明，我们完全不同意他的理论。他的生平比他的著作更有意义。前者是有益的，动人的，同时后者却只能把人引入歧途，令读者讨厌。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觉得，对自己的朋友说来，他已活得太长了，而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来，那就更长了！”

温和的老人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他眼睛中噙着苦涩的泪水，伤心地摇着那个苍老的头颅，仿佛想对我说：“难道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吗？”但是他讲不出，只是哽咽着跪在地上，好像布鲁厄姆勋爵想赶紧再用布把他盖上，向里格比做着手势，要他尽快把他抬进墓园，免得惊慌失措的群众重又清醒过来，对他所宝贵的、看作神圣的一切发出指责，甚至觉得他不该活得这么长，损害了别人的生活，在他们身边占据了一个不该得到的位置。确实，欧文是威灵敦，那个与和平时期格格不入的伟人的同龄人。22

“欧文应该得到我们的承认，他的错误，他的高傲，他的没落，不能影响这一点。”——那么他还要怎样呢？

然而为什么这种对欧文的功绩表示的敬意，在我们听来却比牛津的、温切斯特的、奇切斯特的主教们对他的咒骂更不好受呢？因为那里有强烈的感情，那是他们的信念受到了侮辱，而这里只是貌似公正的不偏不倚——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下级法官的不偏不倚。治安管理所可以对浪荡子的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不能判断米拉波23或福克斯24那样的人。用一根折尺可以丝毫不差地量出布匹的长度，但是要用它量星座的距离，恐怕就办不到了。

也许，要准确判断不属于违警法庭或数学问题的事，热情比公正更重要。热情不仅可能迷惑人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的烈焰拥抱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