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6/11页）

1853年初，马志尼走了。他离开不久，便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流亡者来找我，一个穿着皮领圈的大氅，因为他十年前到过彼得堡，另一个虽然没有皮领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军人气概的大胡子。他们是赖德律-洛兰派来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笔钱给欧洲委员会。我承认我没有这打算。

过了几天，沃尔采尔又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赖德律-洛兰怎么会有这想法的？”

“这也难怪，您给了马志尼捐款。”

“但这正是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据我知道，您还留着六十镑吧？”

“这是答应给马志尼的。”

“反正一样。”

“我不认为一样。”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马佐莱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该把留在我处的六十镑交给谁，为此他要求我把钱交给他，他是马志尼在伦敦的代表。

确实，马佐莱尼是马志尼的秘书。这人天生是当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势和外交官的作风叫我觉得可笑。

记得1853年2月3日米兰起义的电讯在报上登出后，我便找马佐莱尼，向他打听消息。马佐莱尼要我稍候，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忧虑而兴奋的脸色拿着一些文件，与布勒蒂亚努一起出来了——他与后者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没有消息，我也是从《泰晤士报》知道这事的，我随时在等待着紧急电报。”

又来了两个人。马佐莱尼很得意，因此皱紧眉头，抱怨工作太忙。后来他谈得起劲，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作了解释。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这……这，当然是我的想象。”马佐莱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辞。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您。”

“那太感谢您了——七点和九点之间我在伟利饭店。”

马佐莱尼没有忘记。七点多钟，我在伟利饭店用膳，一个我见过两次的意大利人进来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围打量了一下，等仆欧去取什么时，他对我说，马佐莱尼要他转告我，什么电报也没有，然后便走了。

……在收到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来信后，我回信与他开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担心，以为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以致不知该把那六十镑钱交给谁——没有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给任何人。

马佐莱尼回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显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损害发信者的尊严，又可以对收信者发生讥刺作用，同时又不致越出官场礼节所许可的范围。

这些交涉之后还没过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亚·霍克斯34来找我了，她是对马志尼最忠诚的妇女之一，也是与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伦巴第的起义失败了，马志尼还隐藏在那儿，要立即汇钱给他，可是没有钱。

“我这儿有，”我对她说，“这是著名的六十镑，但别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马佐莱尼，还有赖德律-洛兰（如果遇到他的话），告诉他们，我没有把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欧洲委员会的无底洞中，这事还是做得不坏的。”

为了防止我们俄国人从我讲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结论，我得声明，从没有人私自动用过这些募集到的钱。35要是在我们俄国，它会落进个人的腰包，可是在这儿，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蜡烛把钞票销毁了，连数目也没记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来，什么也没干成。战争越来越近……终于开始了。流亡者们很不满——年轻人责怪沃尔采尔的同志们无能，懒惰，只想谋取私利，把波兰的大事丢在一边，政治热情衰退。他们的不满发展到了明显的埋怨，大家议论纷纷，打算要求领导中心的成员作出说明，向它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由于尊敬和爱戴沃尔采尔。我通过切尔涅茨基尽力劝阻，但领导中心的错误接连不断，最后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但与去年相比，情绪已一落千丈。英国的一位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36被推选担任主席——波兰人已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为了防止过于革命的词句，沃尔采尔向与会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您知道，我们要在29日召开大会，今年我们不便像去年那样邀请您在会上发表几句鼓舞我们的话：战争以及与英国的接近，使我们的大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调子。不论赫尔岑、赖德律-洛兰还是皮安乔尼，都不打算发表演说，发言的大多是英国人，我们中间只有科苏特一人讲话，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回信道：“要我在大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