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6/10页）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确实在跟法齐捣乱，把他弄得不能安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宜过分苛求。在革命运动中，大家热情洋溢，这样的热情不可能由于失败便归于平静，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会表现为一种乖张任性的作风。他们正是在应该沉默的时候拼命想大声讲话，在应该退入幕后销声匿迹、进行反省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竭力赖在舞台上，用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编写小册子，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传播谣言，宣称即将发生叛乱，吓唬愚蠢的政府。他们大多只是毫无危险的革命合唱队员，可是那些胆怯的政府却以无知对待无知，相信他们的力量，由于听不惯自由勇敢的言论，便大叫危险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钧一发，要求联邦当局驱逐这些可怕的叛乱者和破坏者。
联邦政府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仑特别讨厌的那些流亡者转移到离法国边境较远的地方。实行这个措施，法齐觉得十分棘手；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向他们宣布离开日内瓦的命令以后，他便装聋作哑，不想知道谁走谁没有走。不走的人还必须不再踏进主要的咖啡馆，不经过贝尔格桥——可是连这些他们也不愿做到。这就发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见到的场面：从前的人民代表，头发花白的老人，四十多岁的知名作家等等，与瑞士自由州的州长和不自由的邻国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地点，却彼此视而不见，装不知道。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热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气问法齐：
“州长先生，某某人还在日内瓦吗？”
“早已走了。”法齐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说，然后继续走路。法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边一个安详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声音向我说道：
“瞧，这就是他！我们到另一边去，免得跟这个强盗碰面。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贝尔格桥旁边转悠，而这地点在日内瓦便是我们莫斯科的特维尔林荫大道。
我在日内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国政府策划的对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离开那儿，前往苏黎世抢救我母亲的财产，因为那位“永远难忘”的皇帝25正把御爪伸向那里。
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时期，是两次惊雷中的暂时平静状态，灾难随时可以降临，尽管表面上平安无事……咄咄逼人的预兆已经出现，只是我尽量不理会它们。生活很不稳定，很不平静，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这主要得感谢瑞士伟大庄严的大自然。
远离闹市的地方和优美的大自然，可以发生惊人的医疗作用。我的体验使我在《被损害的》26中写道：“当心灵承担着巨大的忧伤，当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对过去耿耿于怀、无法心平气和地理解一切时，他需要空旷和高山，海洋和温暖清新的空气。有了这一切，忧郁才不致变成痛苦，变成绝望，他也不致变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时我已对许多事感到厌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骚乱和纷争的中心，在接连不断的烦恼中间，在一幕幕流血惨剧，一场场骇人的堕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过了一年半，它们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痛苦、忧郁和困乏的记忆。讽刺带上了另一种色彩。格拉诺夫斯基读了我那时写的《来自彼岸》，写信给我道：“你的书我们看到了，我读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讳言，那里包含着一种厌倦的情绪，你过于孤独了，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国大家曾从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种生动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似乎在异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萨佐诺夫在1849年我离开巴黎前读了我两年前写的《责任先于一切》27的开头部分以后，对我说道：“这篇小说你写不完，而且不会再写这样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声和善意的戏谑。”
但是经历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难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原样呢？我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有在家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有时还能出现从前那样的时刻，但这已不是“明朗的笑声”，而是“明朗的忧郁”了；想起过去，想起我们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罗马生活的场景，坐在安睡的孩子们的床边，或者望着他们玩乐，我才能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感到心情舒畅，仿佛一股清新的气流，一种洋溢着亲切和谐感觉的青春诗意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安详，平静，而在这种夜晚的影响下，生活才可以轻松一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