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3/17页）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我，除了别的事，他说道，应该在日内瓦发行一份杂志，它属于所有的流亡者，用三种语言印行，它可以跟“七大灾祸”斗争，支持目前已被反动派所扑灭的各民族的“神圣火焰”。我回答他，这当然很好。

出版杂志是那时的流行病，每隔两三星期总会出现一份计划，印行几本“试刊”，分发一些缘起，但出过两三期以后便寿终正寝，无声无息。有些人什么也干不成，却认为自己能办刊物，拼凑了一两百法郎，用它们出了第一期，但也成了最后一期。因此施特鲁沃的打算，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他的登门拜访，却使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谁知施特鲁沃安详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边预备念，一边说：

“赫尔岑公民，由于我们昨天一致认为应该出一份杂志，今天我特地来向您宣读它的发起书。”

念完以后，他宣称他还要找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请他们上海因岑家开会商量。我也到了海因岑家：他恶狠狠地坐在桌后的椅子上，用一只大巴掌拿着笔记本，把另一只伸向我，用粗哑的嗓音嘟哝道：“公民，请坐！”

在座的有八个德国人和法国人。法国立宪议会的一个前人民代表在编制支出预算，写的字歪歪斜斜的。马志尼进屋后，施特鲁沃提议宣读海因岑写的发起书。海因岑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德文念了起来，尽管只有法语才是大家都懂的。

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新的思想，发起书只是民主主义高调千百次变奏中的一次，这种用不同文字编译的革命词句，跟教会按照《圣经》传道一样。海因岑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旁敲侧击地说道，民主共和制度本身能在各方面普遍满意的基础上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在两百万人头面前不知道发抖的人，竟然害怕他的机关报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

他宣读后，我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但从他支吾其词的回答中，从施特鲁沃的插话和那位法国代表的手势中，我开始明白我们被请来开会，是要我们接受海因岑和施特鲁沃的发起书，根本不是要对它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过，这跟诺夫哥罗德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的理论，可说不谋而合。21

马志尼听了虽然有些不快，还是同意了，几乎第一个签字认购了两三股。我像席勒的《强盗》中的舒夫特勒一样，心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对”22，于是也签了名。

然而认股的人太少，不论那位代表怎么计算，怎么加减，钱还是不够。

“先生们，”马志尼说，“我有个主意可以解决困难：杂志开头只出法文版和德文版，至于意大利文版，凡是优秀的文章可以登在我的《人民意大利》上，这样，你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开支了。”

“说真的，这太好了！”

马志尼的建议立刻被一致通过。他很高兴。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因此想让他知道，我看得出他在耍什么花招。我走到他跟前，找个没人在旁边的机会，对他说道：

“您干得很妙，摆脱了这杂志。”

“但是您要知道，”他说道，“意大利文版实在是多余的。”

“其他两种版本也一样！”我补充道。笑影在他脸上一闪，随即消失了，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马志尼。他知道我在罗马的经历，希望跟我谈谈。一天早上，我和列·斯皮尼一起到派基镇拜望他。23

我们进去时，马志尼正闷闷不乐地坐在桌边，听一个年轻人谈话。年轻人生得相当高，容貌端正漂亮，淡黄头发，这是加里波第的战友，瓦斯切洛区的英勇保卫者，罗马义勇军的领导人贾科莫·梅迪契24。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想心事，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脸色有些忧郁，显得心不在焉，这是马志尼的三人首脑之一，他的同志马克·奥列利·萨斐25。

马志尼站起身来，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友好地伸出了双手。即使在意大利，这么严肃而又优美的、完全符合古典风格的脸型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张脸上，有时会露出粗暴、严厉的表情，但只是一会儿，它马上又会变得柔和、明朗。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闪动着活跃的、深思的光芒；它们和额上的皱纹都显示出无穷的意志和坚强的决心。那多年的操劳，不眠的夜晚，暴风骤雨的岁月，各种强烈的情绪，或者不如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以及那种狂热的、也许是禁欲主义的精神，无不在他的容貌上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马志尼的态度非常单纯，非常亲切，但是统治一切的习惯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辩论中；听到针锋相对的意见，他几乎掩盖不住内心的不满，有时甚至不想掩盖。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因此对一切显示独裁权威的外在标志公开表示蔑视。那时他的声望极高。他在日内瓦自己的小房间里成天衔着雪茄，然而却跟从前教皇在阿维尼翁一样26，手里握着千万条无形的心理电报线，它们通向整个意大利半岛，控制着一切。他了解自己政党的心脏的每一次跳跃，感觉得到最微小的震动，对一切都能作出迅速的反应，以惊人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对每个人和每件事发出普遍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