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第2/4页）

老人的阻挠总是对事情起推进作用，巴济尔开始考虑最快的解决办法：一声不吭，自管自结婚，然后迫使老人接受既成事实，或者把婚事瞒着他，一直瞒到他既不能赐福，也不能诅咒，又不能支配遗产的那一天，反正快了。

但是在这里，不可理喻的传统世界也布置了重重埋伏。在莫斯科偷偷结婚是不容易的，费用太大，而且马上会通过助祭、祭司、诵经员、烤圣饼女人、媒婆、掌柜、店员和各种下流女人，传进父亲耳中。最后只得找我们波克罗夫村的约翰神父，怂恿他承办这门亲事，各位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我们谈过他在酒醉中偷了诵经士的“银表和首饰匣”。

约翰神父听说不孝顺的儿子快四十岁了，新娘不是俄国人，父母不在这里，又听说除了我，还有一位大学教授9签字证婚，马上感谢我的照顾，大概以为我要巴济尔结婚是为了让他赚两百卢布酬金。他起劲地对着隔壁房间大喊：“神父太太，神父太太，拿两个鸡蛋给我！”又从柜里取出半瓶酒，瓶口是用纸塞住的，要招待我喝几杯。

一切顺利。

结婚的日子等还没有确定。阿尔曼斯先得到我们波克罗夫村暂住，巴济尔想送她来，然后返回莫斯科，把一切料理停当，这才从父亲的诅咒下跑到醉醺醺的约翰神父那儿接受祝福。

……为了迎接约婚夫妇10，我们准备了夜宵，恭候他们。谁知左等右等，钟打了十二下，还是不见人影……一点了，还是毫无动静。夫人们都睡了，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及凯切尔开始吃夜宵。

时钟每一刻钟打一下，

一， 二， 三……

但……他们还是没到。

……最后，听到了铃铛声……愈来愈近；马车从桥上辘辘驶过。我们奔向前室。三匹马拉了一辆车子，飞快地驶进院子停下了。巴济尔下了马车。我走上前去扶阿尔曼斯；谁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力气那么大，使我差点叫出声音，接着她突然扑到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道：“赫尔岑先生……”原来这不是别人，而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他老人家本人。

马车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惊得面面相觑，唯独别林斯基笑得咳嗽不止，巴济尔却哭丧着脸。我们所以觉得特别惊讶，是因为两天前在莫斯科根本没听说别林斯基要来。

“让我先吃点东西，”别林斯基最后说，“然后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必须救救倒霉的巴济尔，他怕你们超过怕阿尔曼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看到一切即将大功告成，巴济尔害怕了，开始反省起来，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根据《主导法典》和黑格尔的著作，对婚姻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它的不可破坏性，作了反复思考。他关起房门，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分析，无情的解剖。他越想越怕，特别因为退路也困难重重，无论是结婚还是回头，几乎需要同样大的勇气。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别林斯基来敲门了，他从彼得堡一到就上了他的家。巴济尔把他在迎接幸福的道路上感知的一切恐怖，从恋爱跨向结婚时产生的一切厌恶，统统告诉了别林斯基，要求他指导和帮助。

别林斯基回答他，既然明知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仍把这条锁链套上脖子，难道他是疯子不成。

“你瞧，”他说，“赫尔岑也结婚，也把妻子带走，而且是从流放中偷跑回来的；你不妨问问他。他从未犹豫过，从未怀疑要不要这么做，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相信，他觉得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他成功了。你呢，也想那么做，可是在思考哲理，自我反省。”

这正是巴济尔所需要的。他当夜就给阿尔曼斯写了一篇论文，谈到婚姻，他的不幸的反省，以及普通的幸福与求知精神如何不相适应等，列举了他们结合的一切害处和危险，问阿尔曼斯有何看法，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带来了阿尔曼斯的复信。

从别林斯基的叙述和阿尔曼斯的回信看，她与巴济尔两人性格不同是一目了然的。确实，这样截然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曼斯的信是忧郁的；她感到既吃惊又委屈，不理解他的反省，认为这是借口，是感情冷了；她说，既然这样，已谈不到结婚，她同意解除婚约，最后并说，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写道：“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您，决不责怪您：我知道您非常善良，但是更加懦弱！再会吧，祝您幸福！”

收到这样的信应该是不很愉快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力的，坚定的，也有些高傲。这个光荣而刚毅的平民的孩子，没有辱没她的出身。如果换了英国女人，她一定会把巴济尔的信紧紧攥在手里，露出又怒又羞的神色，通过德高望重的律师的嘴，大讲第一次的握手，第一次的接吻……她的辩护士又会含着眼泪，戴着扑粉的假发，向陪审员提出，应该给被侮辱的童贞赔偿一千或两千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