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八章（第2/4页）

这工作我是熟悉的，在维亚特卡我已筹办过《公报》的非官方部分6，还编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它害得我的继任者几乎因此遭殃。文章是描写“大河”上的节日景象的，我说，农民送来祭献尼古拉·赫雷诺夫的羊肉，从前是免费分发给穷人的，现在却出售了。主教大怒，省长好不容易才劝他平息了怒气。

发行《省政公报》是1837年开始的7。要在沉默无声的国家培养群众公开发表意见的习惯，这是个新奇的主意，它来自内务大臣布卢多夫8。布卢多夫是作为卡拉姆津的历史著作9的继承人而出名的，可惜他从未续写过一行字，他又是12月14日后“审讯委员会报告”的撰写人，而这份报告对他说来还是根本不写的好。他属于那种身居要津的空头理论家，这种人是在亚历山大皇朝末期出现的。他们聪明，有学问，正直，现在老了，成了已获得功名利禄的“阿尔扎玛斯鹅”10。他们能用俄文写作，爱国，热心研究俄国历史，以致没有闲暇认真对待当代生活。他们每人都念念不忘地尊重尼·米·卡拉姆津，敬爱茹科夫斯基，能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就得上花园街拜访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我在大学读书时，仗着与尼·波列沃伊的私交，也常上那儿谒见这位大人物，那时我的头脑中装满了浪漫主义的偏见，心中却隐藏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德米特里耶夫是诗人，不应当去当司法大臣。大家对这些人寄予不少希望，可是他们一事无成，正如一切国家的空头理论家一样。也许，在亚历山大治下，他们可能会留下较深的脚印，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他们富国利民的满腹经纶也成了一纸空文。

在摩纳哥11，一位执政大公的墓碑上写道：“弗洛列斯坦×世12在此长眠，他曾希望造福自己的臣民！”我们的空头理论家也希望为人类造福，虽然不是为自己的臣民，而是为尼古拉一世的臣民造福，可惜他们的希望没有得到主子恩准。我不知道，是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坦，但他们是受到了我们的弗洛列斯坦的阻挠。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日益恶化的局面，听其自然，只限于实行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措施——改变形式和名称等等。我们的衮衮诸公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只是提些方案，作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越改越坏，有时干脆不关痛痒，毫无作用。例如，他们认为省长办公厅的秘书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却照旧没有改成俄语13。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方案，要改变文官制服，方案开头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当前政府各部门文官服饰缝制式样均无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方案病，用区警察所长取代了缙绅陪审员14。缙绅陪审员平时住在城关，有时下乡视察，警察所长却是有时集中城关，但经常驻守乡间。这样，全体农民就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警官都是多么残忍和荒淫无耻的东西。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了农民生产活动和财产状况的密室，引进了家庭生活，引进了村社，使他们因此跨进了人民生活最后的避风港。幸而我们的农村非常多，而一县往往只有两个区警察所。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这位布卢多夫又想出了《省政公报》这新花招。我们的政府瞧不起一切知识，独独对文学却大为偏爱；例如，那时英国没有一份官方杂志，我们却每个部都发行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一样。我们有矿业和盐业杂志，法文和德文杂志，海运和陆运杂志。这一切都是官费办的，文章由各部的人承包，正如承包木柴和蜡烛一样，只是没有转手倒卖罢了。总结，捏造的数字，虚构的结论，是不愁缺货的。政府对一切实行专卖，对废话也实行了专卖，它命令大家闭口，自己却喋喋不休。布卢多夫发展了这个体系，下令各省发行自己的《公报》，要求每份《公报》附有非官方部分，发表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文章。

说做就做，五十个省政府雷厉风行，为非官方部分绞尽了脑汁。教会学校出身的神父，医学博士，中学教师，一切被公认为能够耍笔杆子的书生，都被征用了。他们苦思冥想，反复诵读《读书文库》和《祖国纪事》，又怕又想染指，最后总算写出了一些小文章。

发表欲是最强烈的人为的欲望之一，它是随着书籍的普及而出现的。但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没有特殊的机遇不易办到。凡是不敢企望在《莫斯科新闻》和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只得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于是机关报应运而生，拥有自己的喉舌的恶习，也因此而深入人心。况且掌握一件现成的工具绝非坏事。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