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第5/8页）

什么礼物比得上这样的庆贺呢——我从来不希罕物品，私有观念和贪得无厌的结节35在我一生的任何年纪，从未得到发展——那种由于意外的乐趣引起的疲倦感，那大量的蜡烛、金箔和火药味，是多么妙啊！美中不足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位同伴，但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36，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比参政官更大一些，是他们的二哥37，他们与他处在公开不和的状态。他们名义上是在共同管理领地，实际上却在共同破坏领地。三个弟兄争争吵吵，共掌大权，其杂乱可想而知。两位弟弟干什么都与哥哥相反，哥哥也这样。结果村长和农民给弄得无所适从：一个要大车，另一个要干草，第三个要木柴，每人都可发号施令，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个村长，还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找个借口，撤换了他，另派别人，可是哥哥又不承认这回事。这样，理所当然，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奉承拍马的勾当层出不穷，而处在这一切底层的则是贫苦无告的农民，他们找不到正义，也找不到庇护，到处受欺压，负担着双重的劳动和漫无止境的勒索。

弟兄失和后，第一个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恶果，便是与德维叶尔伯爵家的大讼案以败诉告终，尽管从案情看，他们是有理的。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从来不能和衷共济，采取一致的行动，对方自然有机可乘。除了失去一个美丽的大庄园，最高法院还判处三弟兄赔偿全部讼费和损失，每人计三万卢布纸币。这个教训使他们睁开了眼睛，他们决定分家。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和磋商，他们把领地分成了相当平均的三份，然后由命运来决定谁得到哪一份。参政官和我父亲与他们的二哥已几年不曾见面，现在为了谈判与和解，他们登门拜访了他；后来又传说，他要亲自前来我家了结这桩公案。关于二伯父来访的消息，在我们家引起了恐怖和不安。

我的二伯父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有在畸形的、反常的俄国才可能出现。他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但一生胡作非为，常常达到犯罪的程度。他受过正规的法国式教育，博览群书，然而终生过着荒淫无耻、灯红酒绿的生活。他也是从伊斯梅洛夫团开始踏上宦途的，曾在波将金38身边当过副官之类，后来在一个使馆任职，回彼得堡后被任命为东正教教务总监。无论外交界还是宗教界都不能约束他狂放不羁的性格。由于跟主教们吵架，他被免职了，又由于在总督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企图或者已经打了一位绅士的耳光，他被驱逐出彼得堡。以后他移居坦波夫省的领地，又由于调戏妇女，野蛮暴虐，几乎被当地的农民打死，多亏他的车夫和几匹快马救了他的性命。

这以后他寓居莫斯科，凡是亲戚朋友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一幢大公馆里，折磨仆人，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他大量搜罗藏书，霸占女农奴，而这两者都是严禁他人问津的。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惊人的虚荣心又达到可笑的程度，为了掩饰这一点，他到处收购无用的小玩物，消磨光阴，毫无必要地与人争讼不休。为了一只阿马蒂39小提琴，他跟人打了三十年官司，最后赢得了它。为了两幢房屋共有的一堵墙壁，他费尽周折，与对方展开诉讼，争到了毫无实际意义的所有权。退职之后，他从报上看到老同事升迁的消息，就自怨自艾，把他们得到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案头，作为哀悼的纪念品，似乎表示：我本来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的呀！

兄弟姊妹们都怕他，不敢与他有任何接触。我家的仆人为了回避他，不从他的屋前经过，万一碰到他，就急得脸色发白。妇女们担心他的无耻追逐，仆人们祷告上帝，别落进他的手掌。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现在要光临我家了。一家人从早上起就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家（因为我父亲从国外回来时曾在那里暂住），但从未见过这位冤家对头似的神秘兄长。我很想见他，同时又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怕什么，但非常害怕。

在他到达前两个来小时，父亲的大外甥，两位老朋友，一个负责处理这事的虚胖而忠厚的官员先到了。大家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等待。突然管事走进屋子，用不自然的嗓音通报道：

“二老爷驾到！”

“请。”参政官说，声调显然有些紧张。父亲开始嗅鼻烟，外甥整了整领带，官员咳嗽几声，清了清嗓门。本来命令我上楼，但我溜进隔壁一间屋子，浑身哆嗦着待在那儿。

“二老爷”迈着平静威严的步子进屋了，参政官与我父亲迎上前去。他像参加婚礼或者葬仪一样，当胸捧着一个圣像，用略带鼻音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向两位兄弟发表了下面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