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

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象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的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的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作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象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的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教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教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儿。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埋伏下侦探,代他侦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时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去开小组会议。今天他调去王与张,明天他调去丁与孙,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捧他。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时机,所以他心虚胆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词。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得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作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心孔。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作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磁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癞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物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签呈,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