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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瑞宣没顾了想别的,而只感到松了一口气——管老二干什么去呢,只要他能自食其力的活着,能不再常常来讨厌,老大便谢天谢地!

待了一会儿,他可是赶快的变了卦。不,他不能就这么不言不语的教老二夫妇搬出去。他是哥哥,理应教训弟弟。还有,他与老二都是祁家的人,也都是中国的国民,祁瑞宣不能有个给日本人作事的弟弟!瑞丰不止是找个地位,苟安一时,而是去作小官儿,去作汉奸!瑞宣的身上忽然一热,有点发痒;祁家出了汉奸!老三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老二可在家里作日本人的官,这笔账怎么算呢?认真的说,瑞宣的心里有许多界划不甚清,黑白不甚明的线儿。他的理想往往被事实战败,他的坚强往往被人生的小苦恼给软化,因此,他往往不固执己见,而无可无不可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在家庭与社会中且战且走的活着。对于忠奸之分,和与此类似的大事上,他可是绝对不许他心中有什么界划不清楚的线条儿。忠便是忠,奸便是奸。这可不能象吃了一毛钱的亏,或少给了人家一个铜板那样可以马虎过去。

他在院中等着老二。石榴树与夹竹桃什么的都已收到东屋去,院中显着空旷了一些。南墙根的玉簪,秋海棠,都已枯萎;一些黄的大叶子,都残破无力的垂挂着,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可能。在往年,祁老人必定早已用炉灰和煤渣儿把它们盖好,上面还要扣上空花盆子。今年,老人虽然还常常安慰大家,说“事情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个话,他已不大关心他的玉簪花便是很好的证明。两株枣树上连一个叶子也没有了,枝头上蹲着一对缩着脖子的麻雀。天上没有云,可是太阳因为不暖而显着惨淡。屋脊上有两三棵干了的草在微风里摆动。瑞宣无聊的,悲伤的,在院中走溜儿。

一看见瑞丰夫妇由外面进来,他便把瑞丰叫到自己的屋中去。他对人最喜欢用暗示,今天他可决不用它,他晓得老二是不大听得懂暗示的人,而事情的严重似乎也不允许他多绕弯子。他开门见山的问:“老二,你决定就职?”老二拉了拉马褂的领子,沉住了气,回答:“当然!科长不是随便在街上就可以拣来的!”

“你晓得不晓得,这是作汉奸呢?”瑞宣的眼盯住了老二的。

“汉——”老二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张着嘴,有半分多钟没说出话来。慢慢的,他并上了口;很快的,他去搜索脑中,看有没有足以驳倒老大的话。一想,他便想到:“科长——汉奸!两个绝对联不到一处的名词!”想到,他便说出来了。

“那是在太平年月!”瑞宣给弟弟指出来。“现在,无论作什么,我们都得想一想,因为北平此刻是教日本人占据着!”老二要说:“无论怎样,科长是不能随便放手的!”可是没敢说出来,他先反攻一下:“要那么说呀,大哥,父亲开铺子卖日本货,你去教书,不也是汉奸吗?”

瑞宣很愿意不再说什么,而教老二干老二的去。可是,他觉得不应当负气。笑了笑,他说:“那大概不一样吧?据我看,因家庭之累或别的原因,逃不出北平,可是也不蓄意给日本人作事的,不能算作汉奸。象北平这么多的人口,是没法子一下儿都逃空的。逃不了,便须挣钱吃饭,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过,为挣钱吃饭而有计划的,甘心的,给日本人磕头,蓝东阳和冠晓荷,和你,便不大容易说自己不是汉奸了。你本来可以逃出去,也应当逃出去。可是你不肯。不肯逃,而仍旧老老实实作你的事,你既只有当走不走的罪过,而不能算是汉奸。现在,你很高兴能在日本人派来的局长手下作事,作行政上的事,你就已经是投降给日本人;今天你甘心作科长,明日也大概不会拒绝作局长;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忠奸,倒不一定在乎官职的大小。老二!听我的话,带着弟妹逃走,作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我没办法,我不忍把祖父,父母都干撂在这里不管,而自己远走高飞;可是我也决不从日本人手里讨饭吃。可以教书,我便继续教书;书不可以教了,我设法去找别的事;实在没办法,教我去卖落花生,我也甘心;我可就是不能给日本人作事!我觉得,今天日本人要是派我作个校长,我都应当管自己叫作汉奸,更不用说我自己去运动那个地位了!”

说完这一段话,瑞宣象吐出插在喉中的一根鱼刺那么痛快。他不但劝告了老二,也为自己找到了无可如何的,似妥协非妥协的,地步。这段话相当的难说,因为他所要分划开的是那么微妙不易捉摸。可是他竟自把它说出来;他觉得高兴——不是高兴他的言语的技巧,而是满意他的话必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真不肯投降给敌人,而又真不易逃走,这两重“真”给了他两道光,照明白了他的心路,使他的话不致于混含或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