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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忙着听广播,忙着看报,忙着比较消息,忙着判断消息的可靠与否,有时候狂喜,有时候忧郁,他失去平日的稳重与平衡,好象有点神经病似的了。

他可是没有忘了天天去看钱默吟先生。钱先生渐渐的好起来。最使瑞宣痛快的是钱老人并没完全失去记忆与思想能力,而变为残废。老人慢慢的会有系统的说几句话了。这使瑞宣非常的高兴。他晓得日本人的残暴。钱老人的神志逐渐清爽,在他看,便是残暴的日本人没有能力治服了一位诗人的证明。同时,他把老人看成了一位战士,仗虽然打输了,可是并未屈服。只要不屈服,便会复兴;他几乎把钱诗人看成为中国的象征了。同时,他切盼能听到钱先生述说被捕受刑的经过,而详细的记载下来,成为一件完整的,信实的,亡城史料。

可是,钱老人的嘴很严。他使瑞宣看出来,他是绝对不会把被捕以后的事说给第二个人的。他越清醒,便越小心;每每在他睡醒以后,他要问:“我没说梦话吧?”他确是常说梦话的,可是因为牙齿的脱落,与声音的若断若续,即使他有条理的说话,也不会被人听懂。在清醒的时候,他闭口不谈被捕的事。瑞宣用尽了方法,往外诱老人的话,可是没有结果。每逢老人一听到快要接触到被捕与受刑的话,他的脸马上发白,眼中也发出一种光,象老鼠被猫儿堵住了的时候那种惧怕的,无可如何的光。这时候,他的样子,神气都变得象另一个人了。以前,他是胖胖的,快乐的,天真的,大方的;现在,他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缺了许多牙齿,而神气又是那么惊慌不安。一看到这种神气,瑞宣就十分惭愧。可是,惭愧并没能完全胜过他的好奇。本来吗,事情的本身是太奇——被日本宪兵捕去,而还能活着出来,太奇怪了!况且,钱老人为什么这样的不肯说狱中那一段事实呢?

慢慢的,他测悟出来:日本人,当放了老人的时候,一定强迫他起下誓,不准把狱中的情形告诉给第二个人。假若这猜得不错,以老人的诚实,必定不肯拿起誓当作白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老人的通达是不亚于他的诚实的,为什么一定要遵守被迫起下的誓言呢?不,事情恐怕不能就这么简单吧?

再一想,瑞宣不由的便想到老人的将来:老人是被日本人打怕了,从此就这么一声不响的活下去呢?还是被打得会懂得了什么叫作仇恨,而想报复呢?他不敢替老人决定什么。毒刑是会把人打老实了的,他不愿看老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认了输。报复吧?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呢!他又不愿看老人白白的去牺牲——老人的一家子已快死净了!

对钱太太与钱大少爷的死,老人一来二去的都知道了。在他的梦中,他哭过,哭他的妻和子。醒着的时候,他没有落一个泪。他只咬着那未落净的牙,腮上的陷坑儿往里一嘬一嘬的动。他的眼会半天不眨巴的向远处看,好象要自杀和要杀人似的楞着。他什么也不说,而只这么楞着。瑞宣很怕看老人这么发呆。他不晓得怎样去安慰才好,因为他根本猜不到老人为什么这样发楞——是绝望,还是计划着报仇。

老人很喜欢听战事的消息,瑞宣是当然的报道者。这也使瑞宣很为难。他愿意把刚刚听来的消息,与他自己的意见,说给老人听;老人的理解是比祁老人和韵梅的高明得很多的。可是,只要消息不十分好,老人便不说什么,而又定着眼楞起来。他已不象先前那样婆婆妈妈的和朋友谈话了,而是在听了友人的话以后,他自己去咂摸滋味——他把心已然关在自己的腔子里。他好象有什么极应保守秘密的大计划,必须越少说话越好的锁在心里。瑞宣很为难,因为他不会撒谎,不会造假消息,而又不愿教老人时时的不高兴。他只能在不完全欺骗中,设法夸大那些好消息,以便使好坏平衡,而减少一些老人的苦痛。可是,一听到好消息,老人便要求喝一点酒,而酒是,在养病的时候,不应当喝的。

虽然钱诗人有了那么多的改变,并且时时使瑞宣为难,可是瑞宣仍然天天来看他,伺候他,陪着他说话儿。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有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钱先生也不再注意冠晓荷。金三爷或瑞宣偶然提起冠家,他便闭上口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只有在他身上不大好受,或心里不甚得劲儿的时候,若赶上冠家大声的猜拳或拉着胡琴唱戏,他才说一声“讨厌”,而闭上眼装睡。瑞宣猜不透老先生的心里。老人是完全忘了以前的事呢?还是假装的忘记,以便不露痕迹的去报仇呢?真的,钱先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谜!瑞宣当初之所以敬爱钱先生,就是因为老人的诚实,爽直,坦白,真有些诗人的气味。现在,他极怕老人变成个丧了胆的,连句带真感情的话也不敢说的人。不,老人不会变成那样的人,瑞宣心中盼望着。可是,等老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之后,他究竟要作些什么呢?一个谜!金三爷来的次数少一些了。看亲家的病一天比一天的好,又搭上冠家也没敢再过来寻衅,他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也就不必常常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