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第3/6页）

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麦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备受失败婚姻折磨和工业文明戕害的麦勒斯也立即情动于中，双方情色相生，一发而不可收，演绎了一场性爱激情戏剧。麦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虽然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了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令人深思的是劳伦斯对现实的选择：他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选择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这种职业的人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另一方面还要保护林场和防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而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利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文化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认为，资本是靠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转化”而成的，劳动力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的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是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劳伦斯从而超越了剥削一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实际上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成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甚至称之为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其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从而他的写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语上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说，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而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依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劳伦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书生气十足。他创造的简直是成人的童话！他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呢。是的，劳伦斯是在废墟和瓦砾上激情高歌的诗人，将全部的悲情化作温情，给人以信心。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就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世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麦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了，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麦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郁达夫，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做出了一个这样透彻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