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片叶子

在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处范围不大的地块，那里的街道交错纵横，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的细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离奇古怪，弯弯曲曲。有时一条街道自己本身就会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个艺术家曾经发现这里可能会存在的一种情况。想象一下，有个采集者拿着钱，去买颜料、纸张和画布，在街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处，没有花掉手中的一分钱，那才有意思呢！

不久，搞艺术的人就纷纷来到这个奇特的古色古香的格林尼治村，在这里到处寻觅着租房子。他们要找那种有朝北的窗户、有18世纪的尖顶山墙和有荷兰式的阁楼的住房，而且租金要低廉。在这里安顿下来后，他们从第六大道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几个火锅。渐渐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艺术区”。

在一座楼层低矮的砖房建筑的顶楼上，苏艾和琼西合租下了她们自己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认识的。两人很快就发现，她们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调拌菊苣色拉，还是在衣服的式样上，情趣都非常一致。于是两人就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那还是五月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漠、无形的生客（医生管他叫肺炎）游荡徘徊在这一地区，用他冰冷的手指在这里触到一个，又于那里带走一个。在华盛顿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个施虐者更是肆无忌惮，一下子就夺走了几十个人的生命。不过，在西部这边，在这迷宫似的长满青苔的曲径小巷里，他却放缓了他的脚步。

肺炎先生可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脸上已没有了血色的纤弱女子，本不该是这个有着红红的拳头、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看得上眼的猎物。然而，他却袭击了弱不禁风的琼西。现在的琼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上过漆的铁床上，通过荷兰式的小窗户，她的眼睛望着对面砖房的光秃秃的外墙。

一天早晨，那个到处出诊忙碌着的大夫叫苏艾跟着他来到门厅，他扬了扬他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说：

“依我看，她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了。”大夫往下甩着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那一成的希望就是她有想活下去的意念。如果一个人想着要去照顾殡仪馆里的生意，所有的医药都会失去效用的。你的这位朋友似乎已经确信，她已经不会好起来了。在她心里，有她特别牵挂的事情吗？”

“她——她想着有一天能到那不勒斯海湾写生。”苏艾说。

“画画？——那不行！在她的心里，有没有特别值得她怀念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苏艾说，嘴里像含上了一片单簧口琴，“一个值得她珍爱的男人——可是，喔，没有，医生。她心里没有那样的男人。”

“哦，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我会竭尽我的所能，做我的医术可以做到的一切。但是，每当我的病人开始计算起她葬礼上出殡马车的数量时，我就得把医药治愈的可能性减掉百分之五十了。如果你能够叫她对冬季的新款大衣袖口的式样有了兴趣，我就敢说，她的治愈不是有一成而是有五成的希望了。”

在医生走了以后，苏艾回到了工作室，大哭了一场，直到把一块餐巾哭得湿漉漉。临了，她拿着画板，哼着爵士乐的调子，打起精神，走进到琼西的房间。

琼西面朝着窗户，纹丝不动地躺在被子里面。苏艾想她一定是睡着了，停止了哼着的曲子。

苏艾架好画板，开始为一家杂志社的短篇小说画起钢笔画的插图。年轻的艺术家们必须通过为杂志上的故事做插图，来为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铺平道路。正像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通过为杂志写小说，来为自己铺平文学的道路一样。

苏艾正在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上一条人们在马匹展览会上见过的那种很别致的马裤和一只单片眼镜。突然，她听到一阵低弱的声音，在重复地说着什么。她赶快走到床边，看到琼西正睁大着眼睛，望着窗外，一边在倒数着什么。

“十二，”琼西数着，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然后“十”，“九”，然后是“八”“七”几乎是同时被数了出来。

苏艾焦急地瞧向窗外，想看看琼西到底在给什么数数？外面进入眼帘的，只有这个凄清荒凉、光秃秃的院子，还有远在二十码[35]之外的对面那座房子的砖墙。一棵已经历了不少岁月、盘根错节的常春藤，攀附在半墙上，根部已经枯萎。萧瑟的秋风吹落了它的叶子，现在它的枝条几乎是光秃秃地覆在剥落的砖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