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4页）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戈尔丁一向否定创作中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做法。他强调作家要摆脱一切传统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信条，通过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世界，但他观察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戈尔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他却把这些弊端归之于解决不了问题的抽象的人性“恶”。有必要指出，《蝇王》的人性“恶”主题并不新鲜，在东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更是力主性“恶”说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人是凶恶的动物，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强调戈尔丁与巴兰坦的区别，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俩殊途同归：两者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只不过前者描写的是“恶”的征服史，后者描写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戈尔丁的本意是想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但他忘记了个体发展史并不完全重现种系发展史。当然，这不等于说《蝇王》没有发人深省之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人类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

龚志成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