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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费云帆买了一个吉他，钱是他付的，他坚持要送我一样东西。他在乐器店试了很久的音，又弹了一曲美国的名歌，那吉他的声音琮琮，从他指端流泻出的音浪如水击石，如雨敲窗，说不出来有多动人。但是，他仍然摇摇头，不太满意的说：

“只能勉强用用，反正你是初学，将来我把我那支吉他带给你用，那个的声音才好呢！”

“我听起来每个吉他都差不多。”我老实的说。

“等你学会了就不同了，首先你就要学习分辨吉他的音色与音质。”

“你从什么地方学会的吉他？”我问。

他笑笑，没说话。

买完吉他，他开车带我到中山北路的一家餐厅里，我没注意那餐厅的名字，只注意到那餐厅的设计，那餐厅像一条船，缆绳，渔网，和油灯把它布置得如诗如梦，墙是用粗大的原木钉成的，上面插着火炬，挂着铁锚，充满了某种原始的、野性的气息。而在原始与野性以外，由于那柔和的灯光，那朦胧的气氛，和唱机中播的一支“雨点正打在我头上”的英文歌，把那餐厅的空气渲染得像个梦境。我四面环顾，忍不住深抽了一口气，说：

“我从不知道台北有这样的餐厅。”

“这家是新开的。”他笑笑说。

有个经理模样的人，走来对费云帆低语了几句什么，就退开了。然后，侍者走了过来，恭敬而熟稔的和费云帆打招呼，显然，他是这儿的常客。费云帆看看我：

“愿意尝试喝一点酒吗？为了庆祝你的胜利。”

“我的胜利？”我迷惑的问，心里仍然摆脱不开楚濂和绿萍的影子，这句话对我像是一个讽刺。

“瞧！你不是刚获得不考大学的权利吗？”

真的。我微笑了，他对侍者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又看着我：

“这儿是西餐，吃得来吗？”

我点头。

“要吃什么？”我点了一客“黑胡椒牛排”，他点了鱼和沙拉。侍者走开了。我不住的东张西望，费云帆只是若有所思的看着我，半晌，他才问：

“喜欢这儿吗？”

“是的，”我直视他。“你一定常来。”

他点点头，笑笑。轻描淡写的说：

“因为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惊跳，瞪着他。

“怎的？”他笑着问：“很希奇吗？”

我不信任的张大了眼睛。他对我微笑，耸了耸肩：

“像你说的，我不是龙，也不是凤，我只是个平凡的商人。”

“我——我真不相信，”我讷讷的说：“我以为——你是刚从欧洲回来的。”

“我确实刚从欧洲回来，就为了这家餐馆，”他说，“我在罗马也有一家餐厅，在旧金山还有一间。”

“噢，”我重新打量他，像看一个怪物。“我真没有办法把你和餐厅联想在一起。”

“这破坏了你对我的估价吗？”他锐利的望着我。

我在他的眼光下无法遁形，我也不想遁形。

“是的，”我老实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艺术家，或音乐家。”

他又微笑了。

“艺术家和音乐家就比餐馆老板来得清高吗？”他问。盯着我。

“我——”我困惑的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但是，你确实以为如此。”他点穿了我。靠进椅子里，燃起了一支烟，他的脸在烟雾下显得模糊，但那对眼光却依然清亮。“等你再长大一点，等你再经过一段人生，你就会发现，一个艺术家的价值与一个餐馆老板的价值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艺术家在卖画的时候，他也只是个商人而已。人的清高与否，不在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情操。”

我瞪视着他，相当眩惑。他再对我笑笑，说：

“酒来了。”

侍者推了一个车子过来，像电影中常见的一样，一个装满冰块的木桶里，放着一个精致的酒瓶，两个高脚的玻璃杯被安置在我们面前，侍者拿起瓶子，那夸张的开瓶声和那涌出瓶口的泡沫使我惊愕，我望着费云帆，愕然的问：

“这是什么？香槟吗？”

“是的，”他依然微笑着。“为了庆祝你的自由。”

酒杯注满了，侍者退开了。

“我从没喝过酒。”我坦白的说。

“放心，”他笑吟吟的。“香槟不会使你醉倒，这和汽水差不了多少。”他对我举了举杯子：“来，祝福你！”

我端起杯子。

“祝福我什么？”我故意刁难：“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失意’。”

“人生没有失意，那有得意？”他说，眼光深邃：“让我祝福你永远快乐吧，要知道，人生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快乐才是最珍贵的。”

“连金钱都是假的吗？”我又刁难。

“当金钱买到快乐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