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

开往纳伊的市内小火车过了马约城门,正沿着林荫大道驶向塞纳河畔。小车头拉着一节车厢,用汽笛声赶走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气,呼哧呼哧喘息,真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个人;活塞里发出急速的咚咚声响,又好似铁腿在奔跑。傍晚,大道上溽暑熏蒸,虽然没有一丝风,路面上却扬起粉笔末似的白色尘土,密密麻麻,又呛人又滚热,粘在你汗湿的皮肤上,眯你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肺里。

大街两旁,有许多居民在门口透空气。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下来了;所有窗帘在疾驶带起的风中飘动。车厢里只有少许几位乘客,只因天气太热,大多乘客爱待在顶层和外面平台上。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胖太太,是住在郊区的小市民,她们不懂得高雅,就拿装模作样来充数。还有一些坐腻了办公室的先生,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们脸色蜡黄,弯腰驼背,一边肩膀显得高些。他们那愁苦惶遽的面容,表露他们有家庭烦恼,经常拮据,也表露彻底化为泡影的早年的希望,加入了衣衫褴褛的穷鬼大军:他们在巴黎边缘辟垃圾场安家,住在刷白灰的破房子里,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紧挨车门坐着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他的脸膛虚胖,便便大腹垂到叉开的双腿之间,那身黑色服装上佩戴着勋章绶带。同他聊天的人又细又高,衣冠不整,穿了一套极脏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着一顶破旧的巴拿马草帽。那个矮胖子说话吞吞吐吐,犹犹豫豫,有时真像个结巴,他就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个瘦高个儿从前在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到弯路圆点广场附近定居,用他海上生涯仅余的一点模糊的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穷百姓治病。他叫舍奈,要别人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品行也有不少传言。

卡拉望先生始终过着规范的机关职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一成不变地上班,每天早晨走同一条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到同样去上班的人,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又遇到眼看着衰老的同样的面孔。

每天,他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口,花一文钱买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恐不安,总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漏而遭训斥。

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故;因为,除了办公室的事务,除了升级和奖金,任何事件都与他无关。他早已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但无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只谈公事。他那头脑在日常办公中逐渐萎缩而愚钝了,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念头,没有其他希望和梦想了。不过,他的科员生涯的满足感,总掺杂一种扫兴的苦涩滋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军装上的白条纹而得了“白铁匠”诨号的家伙,一调进部里就当副科长或科长;他和妻子都同样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谈特谈,摆出种种理由证明,让那些命该在海上漂泊的人到巴黎来任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不公道的。

不知不觉中一生度过去了,现在他年事已老。他出了校门,就跨进机关门,从前他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死的上司。他一到那些室内暴君的门口,就从头到脚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就形成了一种笨拙的举止,见人低声下气,说话也神经质似的口吃。

他对巴黎的了解,多不过每天由狗领到同一门檐下讨饭的一个瞎子。他在小报上看到什么事件和伤风败俗的社会新闻,也认为是编造的离奇故事,专供小职员消遣。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个没有明确见解的保守派,但敌视“新事物”,凡遇政治新闻,他都略过去,不过他那小报刊载政治新闻时,总要被某一方收买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来攘去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态就像一位游客穿越遥远而生疏的异域。

就在这一年,规定的三十年服务期满,一月一日那天,他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锁在绿皮卷宗上可悲的苦役犯,经过长期而惨苦的劳役(即所谓“竭诚效力”)之后,就会得到这种奖赏。这一出乎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更高的新看法,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习俗。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裤子和奇装异服,换上黑色裤子和礼服,这才配得上勋章的宽宽绶带,同时,他每天早晨刮脸,更加仔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次衬衣,总之,转瞬之间,卡拉望换了一个人,衣冠整洁,有了威仪,又能谦和待人,他这样注意风度礼仪,尊重他所跻身的国家“勋位团”,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