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6页）

“英格兰的峭壁，小姐。”船长边说，边抬起刚才举在空中的手行了一个礼。奥兰多再一次愕然，而且其程度要比此前一次剧烈得多。

“老天呀！”她喊道。

还好，人们会以为她是因为重见阔别已久的故土才会如此愕然并脱口惊叫，否则她很难向巴托罗斯船长解释清楚，为何此刻她的内心会如此五味杂陈。怎么告诉他说，现在依偎在他怀里、浑身颤抖的女人，曾经是位公爵和大使？怎么向他解释，穿着棱纹丝裙裳、像百合花一样的她，曾经砍下过人头，曾经在郁金香盛放、蜜蜂飞舞的夏夜，在沃平老阶梯附近的海盗船上，和荡妇一起在装满珠宝的麻袋间鬼混？她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当船长的右手坚定地指向大不列颠群岛的峭壁时，她会如此地大惊失色。

“拒绝和让步”，她低声自言自语道，“多么令人愉快；追求和征服，多么令人生畏；理解和说服，多么令人崇敬。”她并没有觉得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有什么违和之处。然而，越靠近那灰白色的峭壁，她就越感到自己的有罪、耻辱和不洁。这有些奇怪，因为她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近。慢慢地，悬在峭壁半空采摘海蓬子[39]的人都清晰可见了。望着他们，奥兰多觉得萨沙——那个离开了的萨沙、那个记忆中的萨沙、那个她刚刚才不经意地理解了的萨沙——犹如一个恶作剧的幽灵一般，袭入了她的体内，上蹿下跳，而且随时可能撩起她的裙子，然后得意地消失不见。她似乎看见萨沙正对着峭壁和那些采摘海篷子的人挤眉弄眼地做鬼脸。这时，传来了水手们的哼唱：“沙扬娜拉，西班牙女郎……”歌词在奥兰多忧郁的心头回荡。她蓦然意识到，无论登陆意味着怎样的舒适、富裕和显赫（因为她无疑可以嫁给某位至少权倾半个约克郡的王公贵族），如果它也同时意味着循规蹈矩、接受奴役和自欺欺人，意味着否定她的爱情，束缚她的手脚，禁锢她的唇舌，限制她的言语，那么她宁愿和乘着的轮船一起掉转头，重新航行到吉普赛人那里去。

然而，在这些匆匆而过的念头之间，忽然升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似乎是一个光滑、洁白的大理石穹顶。无论眼前的是事实还是幻想，都足以让她目瞪口呆。她望着它，仿佛看到一大群飞舞的蜻蜓迷醉地落在一个盖着鲜嫩青菜的玻璃罩上。在想象的瞬间，它的形状勾起了她最久远、最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杜希德的起居室里，一个天庭饱满的男人，坐在那里写作，或者说是在凝视，当然不是在看她，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身着盛装的她，尽管她不能否认，自己当时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每当想起那个男人，围绕着那段记忆扩散开去的思绪，就会像粼粼水面上冉冉升起的一轮明月那样，洒下一层恬谧的银光。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怀里（她的另一只手还握在船长的手里），那里好好地藏着她的诗稿。她本可在那里放一个护身符。性别问题——她究竟是哪种性别，而那意味着什么——带来的烦扰渐渐退隐了。她的心满是诗歌的荣光，马洛、莎士比亚、本·琼森以及弥尔顿等人的不朽诗句在她耳边回荡，仿佛大教堂尖塔上的金钟鸣响。她的精神就是那金钟，而那些诗句则是敲钟的金钟锤。而事实上，一开始若隐若现那个让她先联想到诗人前额，继而引发了一系列毫不相关的遐想的大理石穹顶，并不是幻象，而是现实。随着船在泰晤士河顺风前行，那景象渐渐清晰了起来，它果真就是一个耸立精雕细刻的白色尖塔中的一个大教堂穹顶。

“那是圣保罗大教堂，”站在她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说，“伦敦塔，”他继续，“格林威治医院，由已故的威廉三世陛下为纪念他的妻子玛丽王后而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国会大厦。”他一一介绍着这些逐一映入眼帘的名建筑。这是一个晴好的九月清晨。河道上挤满了往返于两岸之间的小船。在返乡游子的眼中，眼前的景象自有一番久违的新奇。奥兰多靠在船头，仿佛被磁铁吸住了一般。她那早已习惯了蛮荒之地和大自然的双眼，一下子就被眼前这繁荣的城市景象给征服了。那是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这是她离开期间雷恩先生[40]的杰作。近处，一根圆柱上飘舞着一绺金发——身旁的巴托罗斯船长告诉她，那是一座纪念碑；他说，在她离开期间，伦敦发生过一场鼠疫和一场大火。她不禁热泪盈眶，一开始她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后来想起流泪哭泣对女人而言是常情，她才任由它们尽情流淌。这里，她心里想，就是当年举办嘉年华的地方。这里，如今波浪翻滚，但当年却矗立着皇家凉亭。这里，是她邂逅萨沙的地方。约莫这里（她低眉看向波光粼粼的水面），就是当年人们看到那个膝盖上放满了苹果的冻僵了的女贩子的地方。当年的种种繁荣、种种腐败都一去不返了。一起一去不返的，还有那个黑夜的惊魂大雨和汹涌洪流。当年，这里奔腾回旋着浊黄的冰块，上面还站着一群惊慌失措的人，而现在这里浮游着一群傲然引项的天鹅，微波荡漾，风景怡人。一别以后，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忆中，当年的伦敦挤满了黑乎乎、死沉沉的小房子。圣殿闩[41]的矛尖上挂满了反叛者呲牙咧嘴的头颅。鹅卵石人行道上满是垃圾和粪便的臭味。现在呢——船经过沃平区的时候，她四处扫了一眼——道路既宽阔又整洁。壮健的马队拉着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一间间房子的门前。那些房子的凸肚窗、格子玻璃和抛光门环，无不彰显出主人的富有与尊贵。有几个穿着绣花丝裙的女人（她把船长的望远镜举到眼前）缓步行走在略高于路面的人行道上。还有几个穿着刺绣大衣的男人在街角的路灯下吸鼻烟。她还看到风中摇曳着许多彩色的店招，上面涂绘着烟草、衣料、丝绸、金银器、手套、香水等各种商品，让人一看就知道商店里卖的是什么。船驶向伦敦桥下的锚地时，奥兰多所在的位置刚好对着一家咖啡馆的窗户。由于天气晴好，咖啡馆的阳台上闲坐着许多衣装得体的市民。他们面前摆着瓷碟，身旁放着黏土烟斗。他们当中有一人在读报，但不时被身边的哄笑声或评头论足所打扰。这些都是酒馆吗？那里有智者或诗人吗？她问巴托罗斯船长。他热情地告诉她，现在他们正经过的是可可树咖啡馆，那里——如果她稍稍左侧一下头，顺着他拇指的方向看去——对，就是那里——也许就会看到艾迪生[42]先生。瞧，他就在那里。还有两位先生——“那边，小姐，电线杆右边一点，一个驼背，一个跟你我差不多，”——是德莱顿[43]先生和蒲伯[44]先生。“可怜的家伙。”船长说，意思是说他们是天主教徒，“不过照样是有才之人。”他补充道；说完，他匆匆走向船尾，安排上岸的事情。（随便翻查一本文学教科书就会知道船长一定是弄错了；但是这错误无伤大雅，我们姑且不去纠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