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帝国秘史：真相只有一个（第5/6页）

  残唐烟树

“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这是晚唐诗人刘沧眼里的帝国残景。在晚唐这个时代，除战乱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全军性的“下克上”；二是全国性的饥荒。唐宪宗时，东梁州士兵五千人转移驻地，发生了将领驱逐主帅事件。大臣温造带一队人马去收拾局面。到东梁州后，他先是安抚叛乱军士，几天后又在马球场中设宴。叛乱士兵都很小心，带兵器赴宴。温造在场地中吊了两根长绳，建议叛乱军士吃饭时将兵器挂在绳上。吃着吃着，温造一声令下，叫人猛拽悬挂着兵器的绳索的另一头，于是兵器都被绷上天。温造随即叫人反关辕门，带人将五千叛军一并扑杀。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但却说明，军队中驱逐或杀害主帅现象从唐朝中期就开始了，到了晚唐更是难以控制。当时的情况是，主帅往往看手下的将官脸色行事，而将官则得看手下的小兵脸色行事。军士一有不满就会哗变。以唐懿宗咸通年间的徐州兵（番号为“感化军”）为例：那里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骄纵异常。到什么程度呢？连年驱逐主帅和节度使。据晚唐五代刘崇远所著的《金华子》记载：“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于两廊夹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之间，一夫号呼，众卒率和。节使多儒，素懦怯，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如是殆有年矣。”也就是说，在徐州，每天有三百士兵提着刀枪，游走于衙门，一有不如意，只要一个士兵喊，其他士兵就跟着响应喊号，吓唬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度使。晚唐皇甫枚所著《三水小牍》更是记载了“徐州兵”下级军官陈璠袭杀主帅支祥的暴力事件。到唐昭宗天祐年间，浙西小兵周交带人在军中袭杀大将秦进忠、张胤等十余名高级将领，把这一风气推至高潮。这种现象一直延伸至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比如，在后唐时，李存勖军中有个小校叫安道进，性格凶险，常佩剑于身。此日，他拔剑玩赏，对人说：“此剑可切铜断玉，谁敢挡吾锋芒？”这时候，安道进的上级说：“这算什么利器？如此妄夸！假如我把脖子伸过去，你就能给砍断？”安道进说：“您真能把脖子伸过来？”安道进的上级以为安道进在开玩笑，就把脖子伸过去。安道进挥剑而斩，人头落地。四周之人尖叫惊散。安道进把宝剑收回鞘内，露出诡异的一笑。以上，就是晚唐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现象。与晚唐“骄兵悍将”并称的，是遍布整个帝国疆域的大饥荒。下面这个故事可说明当时的情况。唐懿宗咸通年间，洛阳一带闹饥荒，谷价甚贵，饿死之民不计其数。人们以桑叶为食，致使桑叶价钱暴涨。时有新安县民王公直，家有桑树数十棵，叶冠茂盛。这一天，王公直与其妻合计：“现在家里粮食也没了，全力养这些蚕，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用。让我看，不如放弃养蚕，趁着桑叶价钱贵，去卖叶，或许可以赚到不少。用这钱买一个月吃的粮食，也就能熬到了小麦成熟了。这样比等着饿死好吧？”其妻表示赞同。于是，夫妻二人把养的蚕都给活埋了，随后把桑树叶打下。转天王公直带着桑叶去洛阳贩卖，收入三千文钱。王很高兴，用一部分钱买了一大块猪肉，又买了些烧饼。到了徽安门，门吏见王公直所背的行囊里有血滴出，洒了一地，于是叫住他进行盘问。王公直说：“我刚才卖了些自家种的桑叶，换了钱，买了点猪肉。这行囊里流的是猪血吧，没其他东西啊。”还放心地让门吏来搜。这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门吏竟从行囊里搜出一条人的臂膀，血肉模糊！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插坎地，养蚕数箔瘗焉。明曰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肩及饼饵贮囊，无他物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三水小牍》）王公直被扭送至官府。河南府尹正王公凝审理了这个案子。王公直表示，他确实没杀人，并叫官差去他家桑树下检查。官差前往检查，到了村子，邻居们也说王公直平时没恶迹。但出人意料的是，官差到了埋蚕的地方，挖开一看，里面真的有一具尸体，少一臂膀！把王公直行囊里的臂膀拿来一放，正好接上。官差回报河南府尹正王公凝。王公凝沉吟良久，说：“这当是蚕虫在报复。王公直虽没杀人，但却将蚕活埋。蚕，天地之灵虫，绵帛之根本。律法可恕，情理难容，其所作为，实与杀人没有区别，当用严刑以绝此凶丑现象。”王公直遂被处决。随后，王公凝再叫官差去验查。埋在地里的那具死尸已经不见，都化为腐蚕。上面这个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唐朝末年全国性饥荒的严重程度。从公元9世纪70年代懿宗末年开始，到唐僖宗即位，伟大的帝国终于行将崩溃。现在有学者认为，导致唐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由气象造成的全国性颗粒无收，而不是连年的兵乱。从懿宗末年开始的饥荒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吃人肉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倒不是因为大家的口味特殊，而是实在没有办法。以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故事为例。时有安徽霍丘县令周洁，罢任后游淮河。当时饥荒又至，周洁一路走来，绝少有烟火，好不容易看到一所屋舍，但扣门许久才有一女子开门。女子说：“现在是饥荒之年，家中老幼都饿倒在床，没什么东西招待客人，中堂只有一张小榻可供睡眠。”周洁称谢，跟女子入门。来到堂中，女子的妹妹从里屋出来，但藏在姐姐身后，别人看不到脸。周洁自己包中还有些干粮，就取出烧饼二只，给了那女子和她妹妹。二人很高兴，拿回里屋吃。过了很久，再无声息。周洁感到莫名的恐怖，但他没敢多想，草草睡下。天亮时，他呼喊女子，但里屋寂静无声。周洁一闭眼，猛地把门撞开，“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两个烧饼被饿死的姐妹俩紧紧地抓在手中，恐怖中浸满了悲伤。在晚唐或者说残唐的后期，军阀攻战无宁日，赤地千里尽灾荒。在那个“山中鸟雀共民愁”的时代，从大臣、士子到民众，不是死于刀兵，就是亡于饥荒。能正常死亡的士民，少之又少。所以，当朋友贝韬善终而死后，诗人杜荀鹤兴奋地写下《哭贝韬》：“交朋来哭我来歌，喜傍山家葬荔萝。四海十年人杀尽，似君埋少不埋多。”在当时，即使有人幸运地逃过刀兵，但在那急变动荡的世界中，往往也如处冰火两重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郭七郎。郭七郎，湖北江陵人，是该城的首富。那一带的人都靠着他的货物来经商。僖宗乾符初年，跟他有生意关系的一个商人，去长安后久无消息。郭七郎去京城寻找，还真找到了，把欠自己的钱都要了回来，达五六万吊之多。郭七郎呢，就在长安住了下来，并且迷上了平康坊的歌伎，天天沉湎其间，一来二去，花掉了一大半。这时候他发现，在长安，权幸把持朝廷，买官卖官，见怪不怪，于是花几百万钱，买了个横州刺史。郭七郎赴任途中，返回江陵老家。当时，江陵被黄巢起义军攻掠，一片狼藉。郭七郎的豪宅，被焚得连影子也没了；家里的金银财产，早已经被抢劫一空。郭七郎赶紧打听亲人的下落，得知弟弟、妹妹都死于刀兵，只有母亲幸存，带着丫环住在茅草房，靠做针线活过日子。可以想象当时郭七郎的复杂心情。找到母亲后，郭七郎雇船带着母亲去广西横州上任。船过长沙，入湘江，泊在永州江畔。当晚，他用绳子把船系在树上，与母亲住在了船上。不成想，夜半大风雨，河岸被冲毁，大树倒下压沉了船。母子都落到水里，幸得船公相救，才保住了性命。但船上郭七郎仅有的那些盘缠，都找不到了。最关键的是，连去横州上任的诏令和文书也都丢了。天亮后，郭七郎把母亲背到附近的寺院。但母亲因受了惊吓，没几天就病故了。郭七郎一筹莫展。最后，他只好到零陵，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级，经过万千解释，上级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长官还算不错，安葬了他的母亲，又给了他一些钱。但是，没任何凭证的郭七郎是没法去横州上任了，而且他还得为母亲守丧，便在永州租房住下来。在永州，郭七郎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吃了上顿没下顿。想了很久，他决定干老本行，就是给过往的船只掌舵，这是他当年发家前最擅长的。就这样，江陵的首富，在几个转眼间，沦落成一个在穷乡僻壤的穷人。永州的人们知道他经历的，都叫他“捉梢郭使君”。而他的面目神色，早已不是首富的模样，更不像刺史使君，而跟江上的船工没有任何区别了。朝不保夕、命运无常，残唐战乱中，民间人物遭遇如此，官员也不例外。长安有官员李光，结交专权宦官田令滋，后暴死。其子李德权，借父之名，成为田令滋的手下。黄巢兵起，僖宗皇帝逃入成都，田令滋与大臣陈敬宣专权。李德权在田令滋左右，人们向田行贿，必先过德权这一关。因此他也聚财亿万，虽然才二十多岁，但已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田、陈事败，李德权也被官府追捕。他脱险而出，衣衫褴褛，流浪江湖，在复州幸得父亲的故人李安收留。李安这时候仅仅是个管马的小官。没多久，李安死。李德权遂改名彦思，向上级申请继承李安的职位。因为这官虽然很小，毕竟有点工资，能吃上饭。就这样，已经改名李彦思的德权，成为了一个弼马温般的角色。后来有认识他的人，不忍揭破，背后称他“看马李仆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