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河桥上的绞杀

在亚拉巴马州北方,一个男人正立在铁桥边,俯视着脚下20英尺外的湍急河水。这人的双手倒捆在后,手腕被绳子绑在一起,一根粗绳不很紧地套在脖子上,他的头被缚在一个木绞架上,绳子松弛的一端垂到他的膝盖边,几块松动的木板正可供这位瞌睡者支撑在铁轨上,而他的行刑者——两个联邦军的士兵,由一个中士指挥,这个中士不当兵的话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助理法官。临时站台上一个佩戴军衔的军官,全服武装,来回踱步,他是个上尉。桥的每一端都有一个哨兵,拿着枪站岗,这种哨位通称为:支柱,就是说,前臂托住枪把经过胸部——一个生硬垂直拘谨的部位,将枪靠在左肩上,使身体保持一个笔直的姿态。

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士兵知道在铁桥的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封锁这里不让人通过,桥两端的哨兵互望不见,这条铁路径直延伸到一百码开外的一个森林,然后拐个弯,消失在视野外,无疑,远处有一个堡垒,河对岸是一片开阔地,一个和缓的斜坡上直立的三棵树干扎成围栏,黄铜制大炮口正伸出来俯视着铁桥,在桥和壁垒之间的斜坡中段是些旁观者,一队站成一条线的士兵,正作“操练中的稍息”,枪托着地,枪管稍稍倾斜,靠在右肩,双手扶在枪把上,一个中尉站在队列的右端。他的军刀刀尖着地,左手搁在右手上,除了在桥中间的四个人,再也没有一个人动弹,这队士兵面向着铁桥,如磐石般注视着。一动不动。哨兵面对着河,象塑像一样装饰着铁桥,这个上尉交叉着双手站立,一言不发,看着部下的行动但没有任何表示。死亡是一位贵族,当他驾临时,都会受到正式的敬意,甚至对他最熟知的人。在军规的条例中,沉默和固定是服从的形式。

这个男人被套着,约莫35岁,他是一介草民,单从他的服饰判断可看出他是种植园主。他的面相不错,挺直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宽宽的前额,长而又黑的头发,笔直地梳理直垂在耳际的外衣领口边。他长着一撮小胡子和尖尖的下颏,但没有一点络腮胡子,他的双眼很大,灰黑色里有种和善的表情,几乎不能想像这人的脖子套在绞索里。显然这一切都不是粗俗的刺客能干的,丰富的军规条例对绞死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具体规定,而绅士是不包括在内的。

各种预备正在完成,两名联邦士兵走到一边,每人将要抽掉正站着的木板。这个中士转向上尉,行了个军礼,马上就站在上尉身后,上尉接着迈开一步,下面的行动留给了受刑者和中士,他们正站在同一块木板的两端,这块木板架在桥的三根枕木上,这个受刑的人站的位置几乎差一点点就是三根边的第四根枕木了,这块木板刚才一直被上尉的体重恰好平衡住,现在也被中士所平衡着。

一个信号如从上尉那儿发出,中士将会跳向一边,这块木板将倾倒,而受刑者将从两条枕木中间落下而被吊起来。这个男人对这个安排本身已作出了简单而有效的判断。他的脸既未盖住双眼也未蒙瞎,他盯住他的“马上不能立足的落脚点”,眼光游荡在脚下急流的漩涡上,一片随波逐流的浮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双眼和木头一起起伏,真慢啊这木头移动着,水流多么舒缓。

他闭上眼睛为了最后再好好想想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水被清晨的阳光涂抹得金光亮霞,在河岸远处是沉沉的朝雾,这些士兵们,这一片浮木,都使他神思恍惚。现在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骚扰,他正想着他的亲人,不料被一个声音撞击着,这声音他既不能不听,但也听不明白,很尖锐的、清晰的、金属般敲击声,与铁匠的铁锤同铁砧的相撞声,真是异曲同工。他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是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在近旁——好像都是。这声音很有规律和丧钟的鸣响一样缓慢,他等待每一个敲击,没有反抗。也没有理解,这沉静的刹那显得过于漫长,这延续的沉静使人迷狂随着这沉静刹那越来越稀有的声音,变得更响更尖厉了,这声响象一把刀刺进他的耳中,他害怕,他要尖叫起来。他所听到的是他手表的嘀嗒声。他不能闭上双眼,他再看看身下的河水,“如果我能使双手松绑,”他想,“我就能扔掉绞索,跳入河中,潜入水中我就能避开子弹,猛力地游到岸上,跳进树林里,然后回家,我的家——谢谢上帝,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的妻子和孩子离这帮入侵者还远着呐。”

这些念头一下闪进了他的脑中,与其等死,不如试它一试,这时上尉冲着中士点了点头,这个中士马上跳向一旁。

佩顿·法夸尔是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属于亚拉巴马一个受人尊敬的世家。作为一个奴隶主,而且也象其他奴隶主、政客一样,他很自然地是一个天然的分离主义者,并且很热心参与南方的事务,这些环境产生了他固执的禀性,阻止了他效力于、服务于这些英勇的同没落的奴隶制进行战斗的士兵。他在这默默无闻的克制中十分焦躁,他盼望他的巨大精神压力得以解脱,更多士兵的生命得到解脱,并有机会获得荣誉。这个机会,他感到将要来临,就象战争的一切来临一样。因此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他来说因为太卑微了,而不能帮助南方,也没有去冒风险,因为太危险会承受不起。如果始终如一地具备这样一个平民化的品质,这个平民应该内心是一个士兵,他非常忠诚,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同意一个无赖的诡辩,无论是卷入爱情还是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