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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风穿行过旷野。灰黄色草叶与树叶摩挲着沙沙的声响。
他们从另一侧更靠近V镇的方向离开这座废弃的游乐园。
离开这座坟场。这座广漠的，独属于死去人造物的坟场……
[1] 2231年，“人面花”开始出现于正式文献资料之中。据韩籍生物学家崔直绪考证，此一受核污染影响以致DNA异变之畸变生物，最早应是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被人首度发现。该区与巴克里尔电厂间直线距离约725公里；生物学界普遍推测：“人面花”极可能是2129年巴克里尔核电厂核灾变事故之间接产物。然而此一猜测却迟迟未能获得实证。颇为戏剧化的是，于核灾变事件发生整整100年后，于著作《人面花：物种源始》（Faciem Hominis: The origin of a species，韩国首尔：Seoul Press，2232年4月）中，韩籍生物学家崔直绪竟利用其独创之“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DNA mut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ysis），配合田野采集，初步证实了“人面花”的出现与2129年核灾变事故的相关性。这革命性地解决了自古典时代以来核辐射与生物畸变间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实证的问题。所谓“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简言之，即是利用畸变生物之地理分布与DNA样态变化，追踪物种演化轨迹。事实上，生物确有可能于遭到严重辐射污染后引发自身DNA之突变；而于某些生命周期较短之物种（如细菌、真菌等单细胞动物）上，由于连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均受同一环境之辐射污染，导致代代均产生DNA突变。突变加之以突变，由于乘数效应之故，数代之后，物种之样态与原先物种差异持续加大，几可至南辕北辙、难以索解之程度。新型畸变物种遂就此诞生。以人面花为例，已被证实其始祖物种竟为厌氧菌之一种。依崔直绪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检定，证实该“始祖厌氧菌”发源于距巴克里尔核电厂厂区13公里处一养殖鱼类水塘中，于核灾变发生后，历经百年时光，方由厌氧菌连续畸变为“人面花”。据崔直绪考证，其间过程复杂，经历众多物种：包括异种黏菌、异种天牛、可动式攀缘植物、具可动触手之真菌等等——由厌氧菌连续畸变为人面花之过程中，以上物种均曾短暂出现。而其演化过程之地理分布，方圆则广达2 000公里。生物学界公认崔直绪为“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之发明人；崔且以发明并改良此种追踪法之学术成就获颁2249年诺贝尔奖。而近年来，关于此追踪法之应用，最令人瞩目之案例，应属“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之解谜了。根据“二战”后部分史料显示，早在古典时代“二战”期间，纳粹御用医师Josef Mengele（曾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首席医官 ）便曾奉希特勒之令，研究“如何增加优秀德意志民族人口数量”。而Mengele所提方法，即以“增加双胞胎出生率”为初步构想。1945年，“二战”结束，希特勒自杀，Mengele则辗转逃往南美躲藏，隐姓埋名。Mengele可考的最后官方记录为1948年于阿根廷之入境记录——经查应是持假护照入境——而后即自此消失整整三十年。直至1979年，Mengele于巴西某海岸游泳时猝发中风溺毙，方才被人发现。而尸体身份直至1992年DNA鉴定技术成熟后才被完全证实。至于将“巴西双胞胎小镇”之怪异现象连接于Mengele者，则首推阿根廷史家Jorge Camarasa。经考证，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位于巴西与巴拉圭边境之小镇Candido Godoi，其双胞胎出生率竟一度高达近20%（一般平均为1.2%左右），且多为金发碧眼；此一怪象素来令人不解。然而根据Camarasa之访查，约于1963左右，有一化名为Rudolph Weiss之江湖郎中开始拜访该德裔居民聚居之小镇，有时兼做牙医、兽医，并提供自备之药片、针剂等给予居民、妇女服用；而该郎中之长相即与Mengele颇为类似。且于该医师频繁造访之后，小镇之双胞胎出生率即开始异常攀高。据此，Camarasa推测Rudolph Weiss正是Mengele，而Mengele便是将该德裔小镇作为自己的实验室。当然，此一假说一时之间也无法证实。此即著名之“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而其戏剧化程度不下于此公案者，则是台湾业余史家暨生物学家尹露涵（Lu——Han Ine）解开此一历史公案之谜的过程。公元2269年，尹露涵出版《双胞胎之谜：Mengele的人体实验》（The Twin Mystery: Mengele’s Human Experiments，台北：坐卧者，2269年2月）一书，公开宣布已解开Mengele于巴西小镇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双胞胎的历史之谜。根据该书陈述，约于2240年左右，就读博士班期间，尹露涵即开始关注此一议题。“解谜过程从一个假设开始：我认为，Mengele的‘南美洲实验室’可能不只Candido Godoi一处。”于接受BBC专访时，尹表示，“这来自一显而易见之常理：实验成功并非一蹴可就；在成功之前，可能留下多次失败，或半成功的实验记录……”带着这个假设，尹露涵开始了她的追寻之旅。她调阅1960至1980年间南美洲所有地区可考的新生儿出生资料。“正常双胞胎之发生率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dido Godoi小镇中，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0%；那么我假设，可能会有某些地区的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至10%之间。而这些地区很可能就是Mengele‘实验半成功’的实验室。”尹表示，“当然，也有可能出生率之上升在某些地区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若是如此，那么我可以选择忽略，也可以选择修正统计方法，甚或实地进行考察……”以此一概念进行初步筛选，尹露涵标定全南美洲12处地区作为“Mengele实验室嫌疑地区”。接下来，尹率领研究团队进驻该12处嫌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于当地政府帮助下，我们从户口记录清查该地于该时期双胞胎的家族谱系，并寻访双胞胎的后裔，建立这些后裔的DNA记录。”由于事隔两百多年，查访任务颇为困难；历经10年苦工，终于完成一份多达约11万人的DNA蓝图记录。接下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改良版”便上场了。“崔直绪教授这项发明确实堪称划时代创举，然而却未能全然适用于我们的解谜任务。”尹露涵表示，首先，她的团队透过复杂比对程序，抽丝剥茧，由双胞胎后裔11万余份之DNA蓝图逆推出约千余位的双胞胎先祖之DNA蓝图，“这可能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左右那群最早的双胞胎，也可能正是Mengele的直接实验品。”尹向记者说明实验难度，“……崔直绪教授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DNA突变。然而他需要专心对付的最大变量，也正是‘突变’与‘生物迁徙’而已。我们的困难在于，即使是在成功还原了第一代双胞胎的DNA蓝图之后，我们仍旧必须同时面对几项重大挑战。”根据尹的说法，于Mengele时代，当然很难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术；因此推测起来，制造双胞胎的方法，无非是借由药物诱使子宫内之受精卵分裂为二，“……然而这样的药物技术是否可能在某一层次上影响了胎儿的外显征状……或甚至，这样的外显征状在基因层次上其实会留下标记，只是我们未曾准确定位出这些标记而已。”尹露涵表示，举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指纹、掌纹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胎儿在子宫内位置相异，导致不同胎儿的成长环境、相邻区域的羊水间有极细微的化学成分差异；而这些极细微的差异居然就导致了指纹、掌纹的不同。类似蝴蝶效应……然而我们怀疑，指纹与掌纹的不同其实在基因表现层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们尚未精确定位出这样的DNA差异究竟表现在何处。我们相信Mengele的药物其实也是这样……”经过长达9年马拉松式的研究，在学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议地，尹露涵团队终究成功精确定位出该药物在基因层次上造成的影响。尹并将该段导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态命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