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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一，十月十日——加拿大的感恩节。他们两人都休息。彼得来到客厅。卡茜正坐在双人沙发上做《纽约时报》上的填词游戏。彼得走了过去，坐在她身旁。

“卡茜，”他说，“我有话跟你说。”

卡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彼得突然意识到她在想什么。她肯定想，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离开她。卡茜脸上充满了恐惧、悲伤和勇气。她在竭力保持冷静。

“关于我们的孩子，”彼得说。

卡茜的脸色突变，她被弄糊涂了。“什么孩子？”

彼得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我们，我们在十二年前做掉的孩子。”

卡茜的眼睛来回地转动。很明显，她没听懂。

“下个星期，我的公司要对灵魂波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他说。“在那时，一些额外的研究结果会公开。但是——但是我想让你第一个听听。”

卡茜沉默。

“我现在知道灵魂波什么时候来到孩子身上了。”

卡茜从他说话的方式中看出了他的犹豫。她了解他的每一个手势，他所有的身体语言。

“哦，上帝，”卡茜说。她张着惶恐的眼睛。“它来得早，是不是？早在我们——当我们——”

彼得一句话也没说。

“哦，上帝，”她摇着头，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又说了这句话。“那是在九十年代，”她说，好像那就总结了一切似的。

九十年代。那时候，堕胎问题就像其他复杂问题一样，被简化成可笑的标语：“人工流产合法”——好像有另一个不同的部分是人工流产不合法；“反对人工流产剥夺生命”——好像有一群人反对生命似的。不允许有“灰色区”。在霍布森的圈子中——受教育、生活优越、思想开放的东部加拿大人，人工流产合法已经是他们采取的惟一态度。

九十年代。

政治上正确的九十年代。

彼得摇摇头。“不清楚，”他说，“我们是不是大概在灵魂波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做的流产。”他停了下来，不知道要说什么。“可能没什么问题吧。”

“或者，可能……可能……”

彼得点点头。“卡茜，我很遗憾。”

她咬着下嘴唇，思想混乱而且悲哀。彼得把手伸了过来，抚摸着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