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我

半个小时以后，我近距离地审视了一遍希思罗机场——或者应该说是它的遗址——然后把双筒望远镜递给了格雷森。

机场大楼躺在一片废墟之中，到处都是塌落的水泥、钢筋和玻璃，随处可见这座昔日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中指引乘客的醒目彩色指示牌留下的碎片。灰色的土堆里点缀着红色、蓝色和绿色的碎屑。但是，占领主导地位的却是一抹绿色——植被正缓慢地占领这片土地。草坪、杂草和苔藓爬满了隆起的废墟，但树木还没有生根。也许等到风霜雨雪将希思罗机场的遗址粉碎成类似土壤一样的东西之后，过几年就会有大树拔地而起。

在机场大楼的背后，我们发现了光线的来源——3顶长长的白色帐篷，如幽灵般在茫茫的草丛中闪着光。虽然从这里望去很难说清，但我猜它们加起来应该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帐篷的上空散发着光晕，使得夜色中的它们看上去十分朦胧。

一条长跑道上的杂草被清除干净——我猜机场占领者们本以为305航班会在这里降落。起初，我把它当作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可紧接着，因为看到灯光和帐篷而稳步积累的乐观情绪却逐渐消失了。在帐篷的旁边，修剪过的跑道尽头，隐约出现了3艘飞艇。它们银色的表面上带有长长的黑色痕迹，那是我之前目睹过的两场战斗在飞艇身上留下的伤痕。天知道它们还参与过多少场战斗。我猜，每一艘飞艇都有约100英尺长、20英尺高。我还是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飞行的。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清楚里面的人是敌是友。在这片黑暗之中，隔着杂草的海洋和希思罗机场破碎的遗址，我毫无头绪。

格雷森和我静默地站了许久，脚下是坍塌的生了锈的带刺铁丝围墙。终于，我们小心翼翼地迈开了步子，朝着帐篷走去，准备实施我们的方案。

“你打算怎么做？”格雷森压低了嗓门问道。

尽管他们几乎不可能听到我们在这里说话的声音，我还是小声地简单回答了一句：“找个可以掩护的地方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兆头能够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0分钟之后，我们在一架陌生牌子的破旧宽体客机一侧找好了位置。时间正缓缓地侵蚀着它——就像侵蚀机场和伦敦那样。格雷森和我轮流隔着破损的笨重机身朝营地望去，身体紧紧地蜷缩在一起，试图为彼此取暖。

我很想打个盹，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实在是太紧张、太寒冷，又太恼火了。

背靠着飞机的金属机身坐在那里，天上下起雨来，我抬头望去。只不过是毛毛雨，和我们骑行过程中遭遇的寒冷的瓢泼大雨相比算不了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它不要降临。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对如何溜进这个地方更是毫无头绪。还有两个小时就要日出了。我们必须快点儿决定：撤退还是前进。这两个选择都没什么吸引力。

我们把损坏的机身上某块突出的部分当作了我们的藏身之处，以抵御寒冷和雨水。在这段时间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如果我能活着通过如此严峻的考验，就搬到亚利桑那州去，再也不在日落后出门。

有动静。一个穿着带有玻璃鳞片作战服的人影从其中的一艘飞艇里走了出来，他飞快地钻进了距离它最近的帐篷里，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之前就溜进了门。我专注地凝视着，等待他再一次出现。在格雷森把手伸向双筒望远镜、准备把我替换下来时，我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动。我需要看一看。

30分钟之后，我的双臂开始抽筋，眼睛也十分疲惫，可那里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是时候孤注一掷了。

朝着发光的白帐篷蹒跚行进的路途似乎没有尽头。透过薄雾和毛毛雨，那3座圆顶建筑就像冉冉升起的太阳，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是铤而走险。但我们的结论是：要么尝试去别处寻求帮助，要么就去看看帘子后面藏着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帐篷的门帘。我被冻僵了，浑身湿漉漉的，肚子里空空如也，而门帘此刻就在距离我100英尺的地方。回过头去、到别的地方寻求帮助似乎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我甚至不确定这世上是否还有别的人。起码我知道这里有人。乘客们很有可能也在这里。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人，如果那艘伤痕累累的飞艇把她从泰坦展览馆的战场上救了出来。在我和格雷森举着枪把手伸向门帘时，我告诉自己，这是我们剩下的唯一一步棋了。

站在门口，我们两人谁也没有犹豫。格雷森掀开门帘钻了进去，我也跟着进去了。

小小的房间里空无一人，墙面全都是用白色的塑料薄板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