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读韩松的『鬼魅中国』（第5/7页）

这样一种有意遮蔽的表达，使得他早年的小说集《宇宙墓碑》偏离了叙事散文的形态，而被赋予了诗的内涵。这一组由二三十岁的青年韩松写下的诗篇，流露出惊人的早慧，诗人或修道者的气质在那些清泉般凛然的语句中汩汩滔滔。

在他最负盛名的大部头著作《红色海洋》里——这部2004年出版的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博杂、晦涩，至今尚未有人给出足够深入的解读——在所谓的“现在”，核战后幸存的人类在海洋里互相蚕食，而“未来”却是中国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抵达了欧洲，可即便如此，仍然无法修改东方覆灭的命运。过去、现在、未来被有意颠倒，中国乃至人类的历史成为颠倒的、循环的、多义的。而在《地铁》（2011）中，作者似乎有意隐藏了“设定”的部分内容，只露出冰山一角，情节的晦涩达到一种极致，没有条理分明、系统完整的情节，五个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短篇，构建出一幅破碎的文明崩解图：末班地铁把昏睡中的乘客变成了空心人，神秘的外星人将他们装进玻璃瓶中劫走，偶尔惊醒的乘客看见这一切，试图查明真相却处处碰壁，最终也失踪。地铁继续不可思议地一往直前，遭遇离奇变故的人则在这幽闭空间里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进化/退化剧目，继续着为生存而“吃人”的故事，释放着人性深处的恶与无奈，背后隐隐浮现着中美之间为了文明生存而进行的竞速实验。在白种人的天空（飞行器）与黄种人的大地（地铁）之间的竞赛中，谁也没把握说末日的来临究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拼命通过地铁来寻找前进道路时的实验意外，还是冥冥中的外星人力量在世界末日后制造的幻象。而后末日时代，退化的民族在地底的挣扎，注定是徒劳，早晚要被进化的鼠类取代历史主角的地位，一代代人对真相的追寻，直到最后一对少年男女重返祖先遗留的废墟，才终被证明为虚妄。

《地铁》成为中年韩松作品叙事缺陷的一次比较明显的展示。形容词泛滥，情绪单一，情节和节奏缺乏弹性，没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救赎和希望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他某些有急就章之感的作品中[2]。但是，怎么理解这种叙事上的缺陷？以形容词而言，韩松擅长使用诸如“水面已经稳定下来，并且像被皮鞭抽过的皮肤一样锃亮”（《火星照耀美国》）、“尿液一样的工具性思维”（《地铁》）一类非常怪僻生猛的比喻，重新激活了事物和名称之间的张力。他那些黏稠、湿滑、奇怪的语句，具有极强的个性，令人难以预测下一个句子会怎样延展下去，有点类似于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形容词像一股浑浊的水流，曲曲折折漫过名词的废墟，不断地推进，让人对一股无情的力量感到惶惑。此外，人物的语言也总是玄机重重，没有什么逻辑性，完全不像是普通人按常理应该有的对话。换句话说，即便是直接引语部分也不属于人物，仿佛人物连语言都被“鬼魅中国”所扭曲了。正如平滑流畅的画面不会让电影观众意识到摄像机的运动，而不稳定的镜头运动能够暴露出叙事者的存在一样，韩松小说中别别扭扭的对话、奇奇怪怪的比喻、疙疙瘩瘩的情节和语言，都会让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一个渴望宣泄的表达者，一个敏感、抑郁、忧虑、绝望的失眠者，在许多人安然入睡的深夜敲击着键盘，他无暇顾及，也无法找到一种圆滑、顺畅、从容的叙述方式，急切地要为郁结在心中的幽暗寻找一种载体。正如普鲁斯特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孤独熬夜人形象一样，韩松的作品里始终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那个白天写新闻稿，夜里写科幻的作者本人。进而言之，韩松的故事虽然非常黑暗，但至少有一个人物在其中获得了救赎——那个磕磕绊绊的叙事者本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叙述中为自己找到了信仰。

最近几年，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热销，带动了中国文化界对“科幻”的热情，而韩松也开始频繁地被人拿来与刘慈欣这位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相提并论。他的一些新作也出现了某些叙事上的变化。以《再生砖》（2011）为例。故事讲述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后，建筑师利用废墟里的瓦砾、麦秸和死尸，制造出新型建筑材料，获得了国际大奖，进而在灾区和全国推广，裹藏着死者灵魂的再生砖开始风靡世界，带动了灾区的重建、灾民的再生、经济的复苏。人们如此迷恋再生砖，以至于期待并寻觅新的灾难，甚至在外星球上播撒人造微生物来制造毁灭，最终通过新型天文望远镜看见宇宙本身就是一块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再生砖。小说的灵感得自于建筑师刘家琨为汶川地震所设计的再生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