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恩斯先生度过了难熬的两个星期。他待在宾馆的房间里,每天中午给商会打电话,询问那位老先生来了没有。答案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没来”。田芥先生的声音一天天变得冷漠和敷衍。贝恩斯先生准备打第十六次电话。他想,他们迟早会告诉我田芥先生出去了。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接我的电话。事情很可能会那样发展。

发生了什么事情?矢田部先生到哪儿去了?

他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马丁·鲍曼的死讯立刻在东京引起了惊慌,所以毫无疑问,矢田部先生本来已经在前往旧金山的路上,过一两天就到,但这时却正好接到新的指示,让他马上返回本土作进一步磋商。

时运不好,贝恩斯想。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他只能待在原地,待在旧金山,依然想方设法地安排他专程来旧金山参加的会面。从柏林到这儿,乘汉莎航空公司的火箭助推飞机只要四十五分钟,但现在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我们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甚至可以去其他星球。但去干什么呢?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这儿,士气日渐消沉,希望日渐丧失,陷入到一种无休无止的空虚无聊之中。而其他人都在忙碌着。他们没有坐在那儿绝望地等待。

贝恩斯先生打开午间版日本《时报》,再次看了看上面的大标题。

戈培尔博士被任命为帝国总理

纳粹党委员会解决领导人问题的方案出人意料。戈培尔博士的广播讲话一锤定音。柏林民众欢呼雀跃。正式声明即将发表。戈林可能会代替海德里希,上任国家安全部长。

他把整篇文章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放在一边,拨通商会的电话。

“我是贝恩斯先生。田芥先生在吗?”

“等一会,先生。”

等了很长时间。

“我是田芥先生。”

贝恩斯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我们都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沮丧,请原谅,先生——”

“啊。是贝恩斯先生。”

“先生,你对我的热情款待,我无比感激。将来有一天,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会谈拖到那位老先生到来之后进行——”

“遗憾得很,他还没有到。”

贝恩斯闭上眼睛。“或许是因为昨天——”

“恐怕不是,先生。”完全是客套话,“请原谅,贝恩斯先生。我有事情要忙。”

“再见,先生。”

咔嗒一声。今天,田芥先生甚至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贝恩斯也无奈地挂上电话。

我得采取行动,不能再等了。

他的上司一再告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这里的反间谍机关人员联系。他只能等待,直到想办法和日本军方代表取得联系。和日本军方代表会谈,然后返回柏林。但是没有人事先预料到鲍曼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死。因此——

原先的命令要为更加实际的判断所取代。在目前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在太平洋沿岸国,至少有十个反间谍机关人员在活动,其中几个——也可能是全部——是当地的德国国家安全局和他们的头目福姆·米尔知道的。几年前,他和福姆·米尔在纳粹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这个人在警察系统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1943年,正是他阻止了英国人和捷克人谋杀海德里希的计划。因此可以这样说,是他救了屠夫海德里希,帮他捡了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福姆·米尔在国家安全局内平步青云。他不单纯是一名警察官僚。

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即便柏林的反间谍机关和东京的特工组织采取了预防措施,德国国家安全局仍有可能获悉这次在旧金山第一商会的碰面。但是这里毕竟是日本的管辖范围。国家安全局无法干涉。但只要德国主犯一踏上德国领土,国家安全警察就可以将他逮捕——在目前情况下,主犯就是他自己。但是目前,他们对日本主犯或者这次会面仍然无计可施。

至少贝恩斯希望如此。

有没有可能国家安全局已经成功在中途扣留了那位日本老先生?从东京到旧金山的路途遥远,对一位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且乘不了飞机的老先生来说更是如此。

我要做的,贝恩斯知道,就是从我的上级那儿了解矢田部先生还来不来。他们肯定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扣留了他,或者东京政府把他召回去了——他们也会知道。

如果国家安全局有办法找到那位老先生,贝恩斯心里明白,他们就一定能找到我。

但即便情况如此糟糕,也不是毫无希望。在妙喜宾馆的房间里一天天等待的时候,贝恩斯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