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2/3页）

与此同时，本·博瓦提议我把在《模拟》上发表的森卡系列故事辑录在一块儿，加上几个新写的故事，编成一部新书由巴洛奈特出版社出版，于是有了《首星》这本书。老故事中有些很出色，我把它们收录了进来；但还有些既欠创意又枯燥乏味，所以，为你们好，亲爱的读者，我让它们静静地消失了。可是天知道，我创作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是我写出的最好的故事。《首星》于1975年春天出版，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跟我长子杰弗里出生的时间差不多。

《天贼》于一年后出版，巴洛奈特出版社设计的封面丑极了。令我特别尴尬的是，封面极其忠实地描绘了书中的一个场景。后来我才了解到（再次打听的结果也一样），如果，一部小说的某个场景只要一出现在封面上就足以毁掉那本书的话，那它就一定会出现在那该死的封面上！更糟的是，写文案那伙计还在封面上写下了大大的“雨果奖得主”，而事实是，在1978年，我只获得了雨果奖第二名；我得的是凤凰城世界科幻大会的约翰·W.坎贝尔奖（新人作家奖）。

那本书出版后没多久，我收到一封信，来自迈克尔·毕晓普，一位我一直很欣赏的同行，只是无缘结识。他事先为他在《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天贼》书评而道歉，那篇书评尚未面市，但已经来不及更正，他在信中这么写道；他在书评中批评我竟允许“雨果奖得主”这种不实的字眼儿出现在封面上。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他的出版商也在他的书上玩了同样的把戏，说他荣获了他并未得到的某奖云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友谊持续至今，虽然，在怎样讲好故事这个主题上，我们秉持不同意见，所以不时也会剑拔弩张。

他关于《天贼》的书评十分具有批判性，却是我及身所见最有帮助的一篇书评。他呼吁注意小说中的结构性失误，这有助于我了解自己的不足。当时我正在写第三部小说《歌唱大师》，用的还是与《天贼》相似的片段式结构；毕晓普的书评对我是个刺激，让我终于想到办法，如何将一个很长的故事捏合成整体。从那时起，我对故事结构有了实质性了解；叙述始而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一套全新的技法得以融会贯通。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用我新掌握的技巧，重写《天贼》和《首星》。

在圣罗莎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在午饭时间和埃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埃里森谈起这个话题。她建议我重写一部书，讲述和《天贼》《首星》同样的完整故事，但艺术效果要超越前作。直到1981年秋天，我才动手写作，那时我正在美国圣母大学念研究生第一学期。那段时期，我对中世纪文学兴趣正浓，也思索着怎样讲好故事、为什么讲故事之类的问题，我还读到了神奇的《失落的乡村生活》，从中了解了在动力时代之前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新书终于完成了，它就是《沃辛编年史》。在我所有的小说作品中，它具有最为复杂的结构，但主题纯粹、统一；詹森·沃辛的故事至此实现了大结局；我对它不再抱有任何遗憾，它达到了我能呈现的最好的形态。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书都已绝版。这对作家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就像父母期盼着孩子的信，可他们却不再写了。作家无比怀念绝版的书，希望能再次见到它们。我很感激托尔出版社的汤姆·多赫蒂和贝斯·米查姆，他们认同用一本书囊括《沃辛编年史》和《首星》中比较优秀的故事，以及原创的幻想故事，对我而言，后者不仅是早期创作的结晶，还是我科幻写作生涯的起点。

在写作《沃辛编年史》的过程中，最初的几个沃辛故事——《沃辛农场》《沃辛旅店》和《修补匠》——并不在我手边，因此，当我需要其中一些元素时，只能靠回忆，跟着自由演绎它们以满足新故事的需要。等到能重新回顾原作时，我发现它们与新故事是那么的不一致，以至于要使之调和的话非重写不可。我甚至做了笔记，记下哪些地方该如何修改，可最后还是决定，将它们原样收录在《沃辛编年史》里。毕竟，《编年史》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故事的逼真性；如果能将故事原样奉上，让读者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如何转变的，正好符合这本书的初衷。其中的一些变化，源自多年来我的写作技巧略有精进；还有一些，是因为随着年岁渐长，我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加深；当然，大多数的改变还是出于新书的需要，它们演变成了故事需要它们成为的样子。我相信，人类的故事无不如此，不光是虚构文学，也包括新闻、小道消息、历史记载、回忆和个人经历。我们需要故事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