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然而，时间并没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们承认我在上文提及的“机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有趣的假设，该假设关乎1945——1948年间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上台执政和建立根基的过程。鉴于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胆提出以下观点：战后，在共产党接管波兰的过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国侵占期间通敌的那些人。

我们当然知道，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许多人在战前、战后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见风使舵，也不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驻守在波兰的每个角落。但除了从这样一群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中获得支持，20世纪的波兰政府往往还会利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源。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很多学生已经论述过这一点。

沃格林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时的波兰为纳粹干尽脏活累活）怎么就不能在五年后成为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器的中流砥柱？如我们所知，共产主义者的忠实拥护者在波兰少之又少，我认为他们是这台权力机器的核心，而其外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有什么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会让他们拒绝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怎么会放弃在参与当地（恐怖）权力机器运作时将得到的特权？比起去警察学校，难道他们更愿意坐牢吗？劳丹斯基在写下“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这样的话时，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正是这类人吗？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而非权力机器的角度来思考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过程，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在这个层面，在我看来，战时有犹太人被当地居民杀害的社区，在苏维埃化进程面前，会显得尤为脆弱、易动摇。如此，问题就很简单了：一个刚刚被卷入过谋害自己近邻的地方共同体，能够对刚刚上台的政府做出这种反抗的回应吗？谁能相信一群残杀过同类或被指责为刽子手的人？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曾经充当过暴力的工具，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反对同样用暴力来对付我们的人？

这个问题最好作为事实性问题，由实证分析来解决。但在目前阶段，这个问题暗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战后，协助苏联式政权在波兰扎稳根基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主义者。这个假设颠覆了关于那个时期的公共认知。毕竟，战后，在波兰的许多区县、郡、小镇、城市里，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2但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总得有人负责。那么，正如列宁在近百年前问的，谁要为谁负责（kto kavo）？如果仅仅是因为波兰的意识形态演变——最终导致了1968年3月波兰国内反犹主义情绪的爆发3—我不会如此彻底地驳斥该观点：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并非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