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传记（第2/3页）

初读这份陈述时，我们被陈述人那固执的盲从震惊了。显然，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PPR）。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fuite en avant，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

上文提及的这四个人都被证实曾协助苏联政府，之后又转投德方（其中的两个被告——耶日·劳丹斯基和卡罗尔·巴登——除了在迫害行动中屠杀犹太人，事后还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我认为，关于此四人的这些传记片段，不仅是一些恶人的个人行为、心理轨迹，还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不只是人的品格，还有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下，人们可能遭遇的“诱因的逻辑”（logic of incentives）。我会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波兰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尚未被充分探究过。

与此同时，我打算让这次与耶德瓦布内的反英雄们的“亲密接触”进入尾声，我将引用劳丹斯基家最年轻的弟弟发自内心的控诉来为此章画上句点。人人都说，他是所有被告人中最残忍、凶恶的刽子手。他想必是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精力旺盛。在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所有被告人都以34种特征被描述，在“声音”一栏里，劳丹斯基被描述为“响亮、清晰、文雅”。其他被告人在此项上基本都被形容为“声音轻”。1956年，所有沃姆扎审判中的被告人都仍在监狱时，劳丹斯基提交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他不知廉耻地展现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愚昧无知，他问道：“其实我不是德国人的帮凶，而是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战时，德国人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大肆屠杀犹太人。我是这个案子中最年轻的被告人，我是在战前[在波兰]成长起来的，凭什么恰恰是我—只有我—要受到最严厉法律惩罚？毕竟从读书时起，对我的教导就一直是指向单一的，因此，在国家被侵占时，我只会专注于与我的民族、我的祖国相关的事情。战时，要我为了祖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时，我没有半点犹豫，这就是明证。我加入了一个名为“波兰起义协会”[Polski Związek Powstańczy，波兰家乡军（Home Army，简称“AK”）的前身]的地下密谋组织，1941年秋天在波雷巴（Poręba），奥斯楚夫-马佐维奇郡（Ostrów Mazowiecki）的布格河（Bug）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奋力抵抗侵略者。我在这次抵抗行动中的职责是运送地下报纸和其他物品。1941年5月，盖世太保逮捕了我，将我关进了帕维阿克（Pawiak）监狱[华沙最主要的监狱]，后来又将我押往集中营—奥斯维辛、罗森（Gross-Rosen）、奥拉宁堡（Oranienburg）—在那里，我和另一个波兰人以及一个政治犯一起忍受了三年的煎熬。等到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我们之后，一些人抛弃了他们已经遍体鳞伤的祖国，到西方去过更轻松的生活，之后又作为间谍或破坏分子回来—我没有与这些人为伍。一刻也没有犹豫，我回到了已被摧毁的祖国，我的国家，我曾为它献出我20岁的年轻生命，来奋勇抵御入侵者。然而，法庭丝毫未曾考虑过我的上述作为—这些作为证明了我绝不可能是侵略者的同谋，也绝对不是沃姆扎安全部在调查中给我强加的形象，而我却因为这个不公的调查获判了如此漫长的刑期。在回去[回到波兰]之后，我一直在国家机关里工作。

尽管方式不当，但这个男人有效地证明了一个论点。毕竟，对他的判决是为了惩罚他通敌德军，而并没有太多的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当然，在他自己的想法里，他从未与任何侵占者合作过，最多是和他自己的邻居。1957年2月18日，耶日·劳丹斯基被假释了，他是此案的被告人中最后一个被假释的。

在耶德瓦布内，普通的波兰人屠杀了犹太人，和风纪警察101大队在约瑟 所为别无二致，克里斯多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记录了后一起事件。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男人，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场，父与子协力合作；有人曾被诱导——为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说他们是好公民（考虑到他们所犯下恶事的可怕程度，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嘲讽）。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以及，我敢说，无法理解。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