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领导模式（第2/10页）

美国军队的无私精神始于乔治·华盛顿，此后成为我们军事传统的一部分。1944 年 6 月 12 日，当马歇尔视察登陆日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时，他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选用一位指挥官时，主要取决于何种特质。艾森豪威尔连想都没想就答道：“无私的精神。”

我们在第 1 章中曾详细讨论了马歇尔的无私精神，也讨论了米切尔、阿诺德与斯帕茨等人冒着断送前程的危险，争取航空兵力的发展；琼斯不畏艰难，积极争取 B-1 轰炸机计划；以及陆军迈耶将军公开呼吁大家重视“空架子陆军”的危险等等展现无私精神的具体表现。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决策是领导的本质。”无法迅速而正确地作决策，是不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的。作决策时的明智判断与“直觉”或“第六感”，造就了伟大的指挥官。他们的决策力主要得益于通过平日的研究、经验与准备工作所产生的一种对状况的感知能力，也就是作决策时的一种直觉。要承受作决策的重大责任并挺住而不垮下来，是需要有极坚强的人格特质的。

不论在平时或战时，军事领导者常常会感到孤独，尤其是他所作的决定攸关许多人的生死时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想承担作决定的沉重责任，而有资格作重大决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决策者必须承担许多压力，他必须选用能干又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员作他的参谋及下级指挥官，而他的部属应依本身的能力与多年累积的经验，向他提供建议。他必须能够接受部属的建议，并在状况需要时，有魄力否决他们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在登陆日登陆作战的决策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坚强的风格特质。他接受了参谋与其他指挥官的意见，并密切注意 1944 年 6 月 5 日当天的天气状况及其他可能会影响登陆作战的因素。那段时间，他内心既孤独又绝望。在 6 月 6 日登陆作战正式展开后，他已经无事可做，只能“拼命地祈祷”。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对当时的情形作了以下的描述：“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作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如此寂寞与孤独。”杜鲁门总统也曾表示，身为三军最高统帅，“没有人能替我作决定……身为美国总统，在要作出重大决定时，内心是非常、非常孤独的。”

指挥官在作决定后，必须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批评以及想要在这个决定未付诸实行前改变它的意图。当凯南受到媒体的无情抨击时，马歇尔曾对他说：“你说的这个决定是我同意的，也送交了内阁讨论，最后总统也批准了。这整件事唯一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位专栏作家所具备的那种‘事后诸葛’的智慧与眼光。”当艾森豪威尔被问起他是如何处理“无所不知”的媒体所提出的批评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不理它。”

麦克阿瑟不顾其他高级军事将领的一致反对，毅然决定发动仁川登陆作战，也展现了他的坚毅风格。他告诉身边的将领说，假如这次登陆作战出了问题，他会迅速撤回部队。他说：“届时唯一蒙受损失的，只有我的军人名誉。”

杜鲁门总统决定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时，也需要有坚强的人格特质。他明知撤销这位历经 3 次大规模战争的英雄的职务会遭受严厉的批评，而且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媒体、部分国会议员及参议员甚至要求对他进行弹劾。但身为三军最高统帅，他有责任避免朝鲜战争扩大为与中国及苏联的全面战争。换句话说，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他遭受严厉批评一事更重要。就如同他在谈及总统的角色时常说的那句名言：“责任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

施瓦茨科夫将军在担任“沙漠之盾”与“沙漠风暴”作战指挥官时，内心感到十分孤独。他说：“在海湾战争期间，我睡得很不安稳。即使作战计划已经确定后，我每晚仍会躺在床上思索：‘我是否忘了什么？我们忽略了什么因素？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再加强……’我想，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些士兵，你必定会受到这种煎熬。”

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曾说：“指挥职位是孤独的……”他回想起美军在对巴拿马展开军事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说：“在派遣军队进入巴拿马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独自坐在黑暗的汽车后座上……心中非常不安……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我的建议是否合理……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值得？就寝后，这种自我怀疑仍整夜挥之不去。”

“直觉”或“第六感”对于作决策很有助益，所有的高级军事将领都具备这个特质。艾森豪威尔对这点看法是：“一个指挥官绝对不能丧失对他的部队的感觉。最高指挥官可以，也应该将战术权责授予下级指挥官，并避免干涉他们的职权，但他必须在有形与无形上和部队保持密切的接触……否则他必败无疑。而想要保持这种接触，他必须经常视察部队。”艾森豪威尔认为只要指挥官领导有方，那么就算他不在场时，他的部队也能运作如常。他还认为，假如他能让士兵们有机会与高级将官谈话，那么士兵们就不会害怕与排长和连长谈话。这种开明的做法，将有利于产生有意义的观念、创造性与主动精神，进而提高部队的战备与工作效率。艾森豪威尔认为，军队的目标在于打胜仗，而“重视每位士兵，是打胜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