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关 怀（第2/9页）

阿诺德继续说：“1941 年初期，为了得到有关在欧洲的战争的较好资讯，我们派遣了空军组织所有部门的军官到海外——包含作战单位、参谋、训练中心和物资司令部。不管他们是否能和他们繁忙的工作分开一阵子。在战争期间我依循了这个相同程序，因为我认为，给这些人尝试接触作战行动的机会远比把他们留在华盛顿当班重要。我永远记得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能去海外的挫折感。

“一些军官，如斯帕茨、伊克、哈门、斯特拉特迈耶（Stratemeyer）、迪罗·埃蒙斯（Delos Emmons）及顾问乔治·肯尼和过世的弗兰克·安德鲁（Frank Andrews）都被派至海外去指挥他们的部队。陆军航空队代理的首长和副首长经常被换，不论他们多出色。但是，不幸的是，许多出色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去显示他们作战的能力。”

有一次，阿诺德驻防在莱特机场的旧友需要一个好的年轻军官取代他的部门主管。阿诺德告诉这位朋友：“我会推荐一个符合你所需条件的人。你获得一个人才就是我失去一个人才……但是这些年轻人太优秀，不应被局限在某个中队。他能使整个陆军航空队获益，但是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你将给他一个机会，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魅力或讨人喜欢的人。”这个人获得了机会而且表现得十分卓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诺德经常突然出现在士兵餐厅，他将这作为访问军事设施的一部分，即使只是落地加油。一位和他一起旅行的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阿诺德走到吃饭时排队打菜的行列，和正在打菜桌后面的人员说：“让我尝尝这个菜。”他品尝了那些菜，然后向在打菜桌后面的人说：“真是的，我终于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吃了。”然后他转向基地指挥官，明显地他想要指挥官改进这些差劲的伙食。

他关心人员的心情和身体。一次，阿诺德叫他一位上校参谋进来，告诉他：“准备好你的行李，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上校回答说：“我能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吗？”阿诺德说：“不可以。”

结果，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陆军航空队的高级飞行学校。他们及时赶上了正在进行的毕业典礼。每一位获得飞行胸章的年轻人都上前一步去接受他的胸章并被授予军阶。队伍中的一位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一直注视着陪着阿诺德来访的上校，当这位兴奋的年轻人上前一步准备接受他的飞行胸章时，阿诺德转身向上校说：“好了！托马斯，向前一步，替你儿子挂上飞行胸章吧！”

在两次大战之间，斯帕茨将军是驱逐机中队中队长。虽然难以置信，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些战斗机飞行员没有降落伞可用。在 6 月初，正好在飞离艾灵顿机场（Ellington Field）时，一位飞行员约翰·卡农中尉，因为飞机在空中相撞受伤。他的飞机从 900 米的高空掉下来，飞行员头骨和许多其他骨头骨折，造成了严重的休克。假如他能够跳伞逃生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可惜他没有降落伞，因为中队没有降落伞可用。斯帕茨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到塞尔福里奇（Selfridge）机场时得知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麦克库克机场（McCook Field）有降落伞。他写信给瑟曼·班恩（Thurman Bane）少校：“我命令中队所有实施长途飞行且途经代顿的飞行员在代顿降落，并在那里配备一个降落伞。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批降落伞……我非常希望我的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一个降落伞。”

1922 年 7 月 19 日，斯帕茨接到工程处处长班恩的答复：“您的要求有点不合规定。您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补给仓库。但无论如何，我们非常乐于帮助您解决降落伞匮乏的问题，只要您的飞行员一抵达此地，我们会尽快把降落伞替他们配备好。除非我的上级下令停止这个行为。”

斯帕茨有一次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才有降落伞，我们一点也没被保险推销员打扰。”对他自己的事他都以开玩笑的态度处之，但是一旦涉及他的下属，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卡农中尉事件也突显了需要较好的医疗支援。伊克上尉立即要求一辆救护车来载受伤的飞行员去医院，陆军回应说用马拉的二轮货车对于他们受伤的马球球员已足够了，应该也可满足航空队的需求。但是当斯帕茨看到卡农中尉的伤势，他下令要一辆民间的救护车载卡农中尉去医院，搭乘用马拉的救护车会要了卡农的命。斯帕茨为了使陆军为他未经授权而使用民间救护车的支出付款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写辩护信给第 8 军区山姆·休斯敦堡的指挥官，说明“卡农中尉头骨和上颚骨断裂，因此在运送上必须小心处理。从爱灵顿机场到罗根营区（Camp Logan）的医院有大约 40 公里，从那么远的地方用营区的马车载卡农，马车引起的震动可能使卡农死亡”。卡农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升至四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