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3页）
5年后，在2015年4月，我向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主办的研讨会提交了一份手稿。衷心感谢加布里埃拉·布朗姆（Gabriella Blum）、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 Mahon）、山姆·莫恩（Sam Moyn）、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约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彼得·戈登（Peter Gordon）、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和吉姆·克洛彭伯格（Jim Kloppenberg），感谢他们无情的批评和友好的建议，并感谢约书亚·埃尔利希（Joshua Ehrlich）记录了讨论的内容。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的慷慨支持和劳拉·唐纳森（Laura Donaldson）的组织能力对于研讨会的成功至关重要。几周后，在芝加哥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院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振奋的研讨会，对会上米歇尔·洛瑞（Michèle Lowrie）和约翰·麦考密克（John Mc Cormick）提供的反馈我也衷心表示感谢，还要感谢2016年6月在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Bielefeld）讨论最终手稿的团队。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给予我的假期同样是完成这本书必不可少的。
我也有幸将我的部分论点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敏锐和有兴趣的听众。感谢邀请我讨论内战问题的诸位：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剑桥大学）、阿拉斯泰尔·贝拉尼（Alastair Bellany，罗格斯大学）、肯齐·博克（Kenzie Bok，剑桥大学）、伊娃·博泰拉·奥迪纳斯（Eva Botella Ordinas，哈佛——康普顿斯皇家学院）、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尼古拉·鲁宾斯坦讲座成员）、奈杰尔·鲍尔斯（Nigel Bowles，牛津大学约翰·艾略特爵士讲座成员）、查尔斯·克劳奇（Charles Crouch，萨凡纳州立大学）、唐·道尔（Don Doyle，查尔斯顿大学）、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斯坦福大学）、远藤泰生（Yasuo Endo，东京大学）、劳拉·富登（Laura Frader，东北大学）、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乔治城大学）、瑞贝卡·戈茨（Rebecca Goetz，莱斯大学欧文·弗雷德里克·卡尔布讲座成员）、伊娃·马琳尼·奥斯坦纳和史蒂芬·施雷莱（Eva Marlene Hausteiner，Stefan Schlelein，柏林洪堡大学）、威尔·海（Will Hay，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拉斯·赫勒（Russ Heller，博伊西州立大学）、雅各布·胡贝尔和尼姆罗德·科夫纳（Jakob Huber，Nimrod Kovn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岩井润（圣学院大学）、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耶鲁大学）、克里斯蒂娜·克罗里（Christina Koulouri，雅典派迪昂政治经济大学）、艾莉森·拉克鲁瓦（Alison La Croix，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莫里斯与缪丽尔·富尔顿讲座成员）、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芝加哥大学）、桑迪·列文森（Sandy Levinson，德州大学法学院汤姆·西利讲座成员）、马泰斯·洛克（Matthijs Lok，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克·摩西（Dirk Moses，欧洲大学学院）、帕纳约蒂斯·罗伊罗斯（Panagiotis Roilos，哈佛大学）、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纪念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讲座成员）、琼——保尔·茹比斯和尼尔·萨菲尔（Joan-Pau Rubiés and Neil Safier，亨廷顿图书馆）、凯瑟琳·索耶（Katherine Sawyer，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布莱恩·舍恩（Brian Schoen，俄亥俄大学科斯塔讲座成员）、哈维尔·费尔南德斯·塞巴斯蒂安（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亚历克斯·谢苗诺夫（Alex Semyonov，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埃里克·施劳特（Eric Slauter，芝加哥大学）、格伦达·斯卢伽（Glenda Sluga，悉尼大学）、考特尼·韦斯·史密斯（Courtney Weiss Smith，卫斯理大学）、彼得·斯泰西（Peter Stacey，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西蒙·斯特恩和安娜·苏（Simon Stern and Anna Su，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纪念凯瑟琳·贝克讲座成员）、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约克大学）、斯皮里宗·特格斯（Spyridon Tegos，克里特大学，雷西姆诺）、布鲁诺·特里布（Bruno Tribout，伦敦大学）、卢恰那·维勒斯·博阿斯（Luciana Villas Bôas，里约热内卢大学）、克里斯·沃特斯（Chris Waters，普罗维登斯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托马斯·威尔斯科伯（Thomas Welskopp，比勒菲尔德大学）、理查德·沃特莫尔（Richard Whatmore，萨塞克斯大学）, 卡罗琳·温特尔（Caroline Winterer，斯坦福大学）以及安吉拉·泽维尔（Ângela Xavier，里斯本大学）。
多年来，在许多其他信息交流方面，我很感激：克利夫·安多（Cliff Ando）、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 Bartlett）、加里·贝斯（Gary Bass）、大卫·贝尔（David Bell）、皮特·博尔（Peter Bol）、汉娜·卡拉韦（Hannah Callaway）、伊丽莎白·克罗斯（Elizabeth Cross）、爱玛·登奇（Emma Dench）、伊恩·唐纳森（Ian Donaldson）、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菲利普·菲莱利（Philip Fileri）、胡安·弗朗西斯科·富恩特斯（Juan Francisco Fuentes）、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尼农·格朗热（Ninon Grangé）、乔·古利（Jo Guldi）、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乔·英尼斯（Jo Innes）、玛雅·杰森诺夫（Maya Jasanoff）、小若昂·费雷斯（João Feres Júnior）、丹尼尔·尤特（Daniel Jütte）、施卢蒂·卡佩拉（Shruti Kapila）、威利·卡里（Ville Kari）、罗宾·基拉（Robin Kiera）、克里什·库尔玛（Krishan Kumar）、卡斯滕·约尔克·（Carsten Hjort Lange）、尼古拉斯·麦克道尔（Nicholas Mc Dowell）、亚当·麦斯蒂安（Adam Mestyan）、桑卡尔·穆特（Sankar Muthu）、路易莎·奥德修斯（Louiza Odysseos）、安东尼·帕登（Anthony Pagden）、艾瑞卡·巴尼（Erika Pani）、约翰·波科克（John Pocock）、英格里德·珀内尔（Ingrid Purnell）、索菲·罗森菲尔德（Sophie Rosenfeld）、琼——保尔·茹比斯（Joan-Pau Rubiés）、尼克·萨科（Nick Sacco）、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鲍勃·施奈德（Rob Schneider）、米拉·西格博格（Mira Siegelberg）、佐尔坦·西蒙（Zoltan Simon）、埃米尔·辛普森（Emile Simpson）、朱莉亚·西撒（Giulia Sissa）、劳里·塔提汗（Lauri Tähtinen）、乔治斯·瓦罗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特德·威德默（Ted Widmer）、约翰·维特（John Witt）、苏珊·伍德沃（Susan Woodward）、菲利普·韦恩（Philip Wynn）、约翰·扎米托（John Zammito），还有安德鲁·齐默曼（Andrew Zimmerman）。我也要感谢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关键时刻的鼓励，约书亚·伊顿（Joshua Eaton）仔细地阅读初稿，特别要感谢哈佛历史系无比优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珍妮特·哈奇（Janet Hatch）、安·考夫曼（Ann Kaufman）、埃琳娜·帕拉迪诺（Elena Palladino），还有金伯利·奥黑根（Kimberly O’Hagan），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在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支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