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3/8页）

然而，希腊人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城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战争。他们没有系统地对待这个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虚构对话中，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对话者格劳孔，那些理想城市辩护的人应该重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友好而开明，后者敌对而封闭；如果希腊人与希腊人作战，他们不会像与野蛮人作战时那样摧毁土地或烧毁房屋。因此，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边界也是两种冲突之间的边界——一种是希腊内部的冲突，一种是与外界的冲突。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友好与亲族”之间的冲突被称为派系斗争或希腊语中的“党争”；与“异族和外族”的冲突反而是战争，或者是争斗。[16]同样地，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雅典人——一个似乎体现柏拉图观点的角色——质疑道，当面对外界战争的威胁时，建立城邦的人是否愿意继续管理城邦：“他会不会更重视城邦内不时发生的内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党争’——是任何人都不愿在自己的城邦里看到的一种斗争。”雅典人继续将“党争”和外部战争进行对比：“‘党争’是最危险的战争……而另一种……我们与外部异族人因不和而发生的战争，是更为温和的。”[17]

古希腊人也提到了“内战”（stasis emphylos），是指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城邦之间的内讧或分裂，phylos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尽管所指的含义不同于后来罗马的概念，但他们用“战争”（polemos）一词来表达最危险的不和，甚至是内部的争端。当冲突发生在城邦内部时，他们称之为一场家族战争，或者“内部战争”（emphylios polemos）。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学家会用这个词来描述帝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们很少将其应用在与基督徒的争论中，但到了13、14世纪，它已经失去了严格的文化或种族意义。[18]这个表达同样延续到了现代希腊语中，例如用来描述1944—1949年希腊的分裂冲突。[19]

城邦的观念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正如我们所知，柏拉图明确地界定了希腊人的内部战争和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是不同的。希腊人的内部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冲突，比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所记载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战争。[20]这模糊了后来罗马人所说的内战——这里是指那些发生在同一个政治体内的战争——和国家或城市之间的战争的区别。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式的观察，希腊人“认为一切希腊人内部争端都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党争’状态，更拒绝将其视为战争”。[21]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有关于古希腊“党争”的记载。这是在公元前427年发生的科基拉(即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革命中的一个事件，许多现代评论家将这一事件作为内战最原始的案例。修昔底德提到，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中，科基拉改变了立场，转向支持雅典人；经过4年的斗争，一些科基拉的俘虏被送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煽动起义，并说服城邦恢复与科林斯早期的联盟。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外交产生分歧后，科基拉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支持平民统治的亲雅典民主派和支持与科林斯联盟的寡头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

在被释放的俘虏中有一部分间谍，他们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瓦解科基拉与雅典的联盟，但最终未能说服科基拉的议会。而后，他们又试图把民主党领袖培西亚斯（Peithias）推上被告席，指控他使科基拉受到雅典的奴役。此举也失败了。当培西亚斯对这些指控者发出反击时，他们杀死了培西亚斯及他的60个盟友。寡头们暂时战胜了民主党，只是在一艘科林斯的船舰到来之后，一场令人不安的休战引发了公开的党派斗争。

科基拉的两个党派分别占领了不同的地区，外国城市之间的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冲突。他们都承诺解放奴隶希望以此来稳固城市中奴隶们的支持。民主党派受到雅典的支持，占据上风，获得了奴隶的支持。科林斯和雅典舰队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当雅典一支更大的舰队到达时，战争就被引爆了。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发起了一场恐怖统治，这在后来成为政治颠覆和破坏既定秩序的历史代名词。正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于1629年翻译修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中所提到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形式……父亲杀死儿子；有人被拖出寺庙，然后被残忍地杀害；有人被监禁在巴克斯神庙，然后在神庙中死去。这场叛乱是如此的残酷。”[22]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版本中并没有“内战”这一说法；事实上，直到19世纪的译本中，这些词才变成修昔底德的术语。[23]修昔底德把党争描绘成一种在希腊城市中蔓延的疾病。[24]在战争时期，这些分裂的社区比和平时期更容易受到党争影响：“战争使得人们不再拥有富足的日常必需品，它是最暴力的控制者，同时也激发了众多人对现状的激情。”这种疾病的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邪恶的行为没有被谴责，反而是被称赞。法律被无视，各党派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无法无天。誓言被打破。欺诈、不诚实和复仇盛行，犯罪变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行为，而不再是耻辱。“已经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名词含义被随意更改”：愚勇成了勇气的代名词，谦虚被称为懦弱，而智慧被形容成懒惰。的确，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霍布斯的译本中读道：“这就是在他们叛乱时，他们在整个希腊所实行的各种罪恶统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