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第3/8页）

威廉·霍森菲尔德（Wilhelm Hosenfeld，1895—1952）原来是一名教师，最后军衔为上尉。从战争开始他就驻扎在波兰，直到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俘虏。尽管从1935年起他就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在波兰所见所闻却让他和军队里几个朋友对纳粹政策由怀疑而不满、而反对，开始以实际行动救助波兰人（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包括著名钢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Władysław Szpilman，1911—2000）。鉴于自己的身份，在苏联战俘营里他有口难辩，被处25年劳役。1946年他给在西德的妻子写信，请她设法寻找当年救助过的波兰人来证明自己。他妻子找到了斯皮尔曼，后者找到那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安全事务的雅库布·贝尔曼（Jakub Berman，1901—1984），然而贝尔曼也表示爱莫能助：“如果那德国人是在波兰就好办了，但他是在苏联同志手里。”注意，贝尔曼自己也是犹太人。就这样，1952年霍森菲尔德死在苏联战俘营里。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斯皮尔曼的恐怕不少，著名波兰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2002年电影《钢琴家》，就是根据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拍摄的。

卡尔·普拉格（Karl Plagge，1897—1957），1924年毕业于达姆斯塔德工业大学，在希特勒重建德国经济允诺和民族自豪感影响下，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为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但1935年就因拒绝宣传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被解除党内职务。二战开始后他被征召入伍，指挥一支工兵部队，1941年7月到达立陶宛维尔纽斯，负责维修车辆等受损军事装备。眼见纳粹在苏联所做“难以相信也不可支持”的事，开始从事反纳粹活动。他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证件，证明他们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熟练工人，凭这证件除工人自己外还可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免被送往集中营。到1944年，他共发放了大约250份这种证件，得免厄运的犹太人超过1,000名。其实这里面许多并非熟练工人。他还增加了给工人的食物配给量，并且允许工人私自把食物带回家。

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大败，普拉格明白维尔纽斯犹太人区很快就会被清理，剩下的所有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熟练工人，都将被党卫队枪杀或者送往集中营。于是他在市郊另建一个营地，到1943年9月16日共转移了超过1,000名犹太人。此举非常及时，过了不到一周，党卫队就“清理”犹太区，没能转走的犹太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被枪杀在附近的森林里。难得的是，他的部下也都按照他的命令善待犹太人，没有人向党卫队告发。

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大反攻迸入立陶宛境内。犹太人又喜又忧，知道纳粹会在苏军到来之前杀害他们，准备了应对之策，或者逃离，或者藏匿。问题是那将在什么时候发生。1944年7月1日普拉格（这时是少校）到营地向犹太人发表告别讲话，说自己和部下已经被安排西撤，尽管他提出要求，还是没被允许带领这里的工人同行。他们将由党卫队负责安置，时间在7月3日，星期一。犹太人自然明白那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那天之前或逃或藏。尽管不少人最终还是被党卫队发现和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解放这里时仍然有250至300名幸存者从藏匿地点出来，欢呼着迎接他们，庆贺自己死里逃生。

战后普拉格返回家乡达姆斯塔德，1947年在“非纳粹化”过程中受审。许多当年得他救助的犹太人闻讯为他作证，法庭本来准备判他“Entlasteter”（免罪），但他自己要求判为“从犯”，因为仍觉愧疚，当年那些犹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大多数还是死在纳粹手里，活下来的只是少数。1957年普拉格去世，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称号，这是他获得的唯一荣誉。

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人里还有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赫尔曼·戈林的胞弟阿尔伯特·戈林（Albert Günther Göring，1895—1966），两人还有一个兄长、两个姐姐。赫尔曼是纳粹第二号人物，阿尔伯特却利用与这位兄长的关系救助过不少犹太人和其他反纳粹人士。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负责捷克斯柯达工厂期间与捷克抵抗组织有接触，对一些破坏活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又曾派卡车向集中营索要劳工，要来后却在中途将他们释放。他的一些行动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为此他自己也曾被逮捕，但终因赫尔曼·戈林的关系被释放。战后他曾在纽伦堡受审，许多得到他救助的人出庭作证，最终被无罪释放。他又曾被捷克政府逮捕，同样由于多名证人作证获释。不过阿尔伯特·戈林并没得到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