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交代材料（之一）：寒梅会（第2/4页）

赵迅就是在“寒梅会”上认识了钱基瑞。那时他是个很谦逊低调的人，在舒惟麒面前以晚辈自称，跟赵迅称兄道弟。这些政府里的官员，在官场上打官腔，在酒桌上则换一副面孔做人，儒雅敦厚，有情有义。赵迅不得不佩服未来的老岳父人情练达。自从和这些官员成为“寒梅会”的会友后，他连续排演的几出戏都顺利地拿到了“准演证”。当然，那是在内战形势还没有急转直下之前，到东北战场、徐蚌会战见了分晓，国民政府手上已没有多少好牌可打了，才有赵迅的《阿Q正传》“开天窗”的笑话。

到了1949年，“明梅”已经三年没有开放，“寒梅会”这个民间诗会近乎名存实亡了，更有两个会友家中的孩子战死在前线，哪还有心思来吟诗作赋。战争的阴影尽管日益浓重，但一些老诗友还会不定时地聚一下。让赵迅感到有些蹊跷的是，每次聚会，都少不了市党部的那些人，让大家发点牢骚都不方便。赵迅记得是在《阿Q正传》被禁演不久的一次聚会上，钱基瑞在酒桌上端起满满一杯酒向赵迅道歉，说禁演不是他的主意，是宣传部鉴于形势恶化而下的公文。赵迅当时不端自己面前的酒杯，说这酒他是不会喝的，他怕喝下去后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骂他。酒桌上有人起哄道，钱老弟要喝三杯赔罪，不然人家赵导演白站在台上挨那些果皮了。钱基瑞果然连往嘴里倒了三大杯白酒，说：“迅兄气可消了？”赵迅仍不搭腔，酒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舒惟麒只好站出来圆场说，你两个年轻人别斗气啦。一场戏，一杯酒；一杯酒，一场戏。人生本就如此。基瑞贤弟在官府做事，自有他官府的规矩，赵迅导演搞艺术的，亦有搞艺术之难。自古坐江山的和写文章的，既是亲家也是冤家。“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国家非常时期，读书人的头颅，就不要去和官府的刀比钢火硬了。来来，基瑞贤弟，老夫陪你一杯。

那个晚上钱基瑞喝醉了，席散时舒惟麒要赵迅送他回去。赵迅开始还不肯，但舒惟麒给他使眼色，让他不得不从命。两人出来要了一辆黄包车，一路无话，到了钱基瑞的家时，赵迅连车都不想下，但钱基瑞一把拽住他的衣袖：

“迅兄，今天酒还没有喝够，话还没有说完。你跟我走。”

赵迅无奈，就当今天撞见酒鬼了。两人偏偏倒倒地又来到一家街边小摊上，要了些烧烤小吃和美国啤酒。美国人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从昆明撤走了，但那些美援物资，似乎永远都消耗不完。

那是酒入愁肠话更愁的一个夜晚。即便是钱基瑞这样一位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在酒精的煽动下哀叹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代三民主义。他说迅兄，我们都是一心想为国家做事的有为青年，过去打日本人，蒋委员长号召我们抗战建国，我们又要抗战，又要建国，容易吗？抗战前期兄弟我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受的是爱国民主的教育，闻一多还是我的先生呢。

赵迅冷冷地说：“你不配。”

钱基瑞红着眼睛盯着赵迅，仿佛马上就要挥过来一拳。但他终于气短了，“闻一多先生不是我们杀的，这个，至少，是党国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帮蠢货干的。哼哼，我都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刺客，专门来给党国抹黑的。闻一多倒下去了，千百个知识分子都站到共产党那边。这样愚蠢透顶的事情难道会是我们干的？难道我们不晓得学生上街游行是爱国？当年读书时闻道求学、求真理时，哪个不一腔热血地上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难道我，一个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的优秀学生，不认同民主的理念？”

“那你现在认同什么样的理念呢？”

“当然还是三民主义啰！”钱基瑞理直气壮地说。但就像有人在虚空中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愣愣地望着行人稀少、鬼影幢幢的街道，忽然悲从中来，伏案大哭。

那是所有希望破灭的人或许都会有的痛哭，要么在被戳到他痛处的高手面前，最爱的人的肩膀上，最不需提防的陌生人面前；要么在一人独处的孤灯下、黑暗中、被窝里，以及任何触景生情、猛然看到了崩溃在即的地方。一个被绑在独裁政权战车上的忠实追随者，一个试图以权力控制人们自由意识及言论的“思想警察”，一个嘴里喊的是民主，行的却是为专制暴政、血腥洗清、残酷镇压、秘密枪决等卑劣行径充当打手的恶犬屠夫，当他的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时，当他幡然醒悟自己还读过一点书，受过一点文明的教育，还是一个人时，当他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而这并不是他的错，是他服务的专制独裁体制的错时，他就会像钱基瑞那样大坝溃堤一般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