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智者”查理 13601380（第7/8页）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战争期间的社会流动性。诺福克郡某个名叫索尔的农奴于14世纪40年代应征入伍，在布列塔尼服役。到了1373年，他已成为罗伯特·萨尔爵士，担任加莱附近马尔克要塞的驻军长官。他被爱德华授予骑士爵位，连弗鲁瓦萨尔这样的势利眼也钦佩他的英勇善战，尽管他的最终结局并不那么美好。1381年，他在家乡被一群眼红的农民杀死。（一位编年史家说，罗伯特“是一名强壮勇猛的骑士……也是一个大盗和打手”。）

这场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作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绝佳契机。15世纪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厄普顿的传令官写道：“那段时期，很多在法国战场上服役的穷人变成了贵族。”除罗伯特·萨尔之外，其他农奴也可能变成穿铠甲的绅士。此外，一些乡绅家族被杀光后，也会为新晋人员留出上升的空间。

许多豪宅大院都是用从法国掠夺来的财富建造的。1364年，科巴姆男爵就是这样修建了肯特的库林堡，爱德华·达林格里奇爵士（1388年布雷斯特的驻军长官）在苏塞克斯的博迪亚姆堡也是如此。此外，约克郡的博尔顿堡大概也是如此——战争中有名的长官理查德·斯科罗普爵士花了12万英镑，费时18年才建成。一些渴望获得救赎的人用这些肮脏的财富修建了宗教设施，例如罗伯特·诺利斯爵士出资修建的庞蒂弗拉克特教堂、沃尔特·曼尼爵士修建的伦敦加尔都西会修道院（Charterhouse）。

英军，尤其是普通的士兵败坏了祖国的名声。以当今国界论，弗鲁瓦萨尔并非法国人，而是比利时人。他认为，英国人“不可一世、脾气暴躁，总是一点就着，很难使其平静下来，也很难与其讲道理。他们以战争和杀人为乐，总是觊觎别人的财产，天生不能同邻国发展友好关系或是结为联盟。天底下没有比英国中等阶级更不值得信赖的人了”。而且，“虽然上流人士天性忠诚正直，普通人却残忍、背信弃义……他们绝不允许上等阶级不花一分钱就拿走任何东西——就连一只鸡、一枚蛋也不行”。

但在战争中，英国贵族与普通人一样贪婪。如前面所说，赚了大钱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冒险家。用已故历史学家K. B. 麦克法兰的话来说，“那些邪恶的上层人士——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们”也从中获益。他声称：“有理论认为，贵族发动了战争，而雇佣兵结束了战争，这是不对的。”他还列出一连串在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大量敛财的贵族。在1375年的“贤明议会”⑤ 中，嘉德勋章骑士威廉·拉蒂默（曾在克雷西作战）被指控在贝谢雷任指挥官期间敛财8.3万英镑——毫无疑问，他为自己的产业增添了12座庄园。阿伦德尔和萨里伯爵、嘉德勋章骑士理查德·菲查伦——以“圆锥帽”的绰号著称——在1376年死后留下了价值6万英镑的金币和金条。菲查伦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投资者，曾大规模放债。不过，在麦克法兰看来（他是研究中世纪英国贵族最权威的学者），阿伦德尔伯爵的财富之源就是百年战争。沃里克伯爵的博尚家族也从14世纪法国的大小战役中大赚了一笔，斯塔福德家族也是如此。为奖励其在战场上的表现，国王让科巴姆家族进入贵族的行列。无论是冒险家还是大贵族，无论是“匪兵”还是资金紧缺的弓箭手，所有人都希望战争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虽然每个人都抱着发财的愿望上战场，但并不是真的每个人都能在百年战争中发财。在富瓦伯爵位于奥尔泰的城堡里，“有一名55岁的加斯科尼扈从，是个名叫莫来翁的巴斯克人，擅长使用武器”。他同弗鲁瓦萨尔一起坐在火炉旁守夜，等待伯爵开始吃晚餐，他迫不及待地要向弗鲁瓦萨尔讲述他的故事。这位巴斯克人（Bascot，或许是“私生子”，即bastard一词的误读）是一个小贵族的私生子，只能靠当兵打仗养活自己。“我的第一场战役是在普瓦提埃，听从比什领主的号令，”巴斯克人说,“那天我抓获了3名俘虏，包括1名骑士和2名扈从，从他们身上赚了4000法郎。”后来他前往普鲁士与条顿骑士团一同作战，之后又回到法国剿灭扎克雷起义，随爱德华三世进攻兰斯。《布雷蒂尼和约》之后，他成为一支匪兵团的首领，与霍克伍德一同前往阿维农勒索教宗。后来，他在休·卡尔维利爵士手下在布列塔尼服役，在欧赖战役中抓捕俘虏——“我从中赚了2000法郎”，他还随黑太子去过西班牙。当英法战争再起时，他抓住获利良机，在阿尔比附近占据了一个城堡，对他来说“值10万法郎”（很有可能是靠从周边村庄敲诈钱财），但“我一直恪守规矩，做个好英国人，在有生之年都会如此”。不过，尽管这位巴斯克人到过许多地方，生活奢华，“就像一位大贵族一样”，他还是认为“损失与收获几乎一样多”，自己在有些时候相当贫困——“如此穷困潦倒”——甚至买不起一匹马。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战役、抢夺了那么多战利品之后，他最终做了富瓦伯爵家的一名仆役。许多英国士兵也一定像他这样，未能如愿发财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