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第2/25页）

然而，在这种外表的下面，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夏末日子里，为游客们所看不到的，而且确实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忽视或者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默默服从的态度来接受的，似乎存在着德国生活的退化过程，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是如此。

当然，关于希特勒所颁布的对付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关于政府所发起的对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谓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使他们沦为「属民」的地位。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亚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三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仆。在以后几年里，补充纽伦堡法律的大约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缔。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也就是德国充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使西方游客们十分惬意的时候，犹太人由于法律或者纳粹的恐怖手段——后者往往先于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业机会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计无着的程度。在第三帝国的第一年即一九三三年，他们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一九三四年他们被撵出交易所，虽然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颁布禁令，不准他们当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但是，实际上在纳粹统治头四年结束以前，他们就从这些行业中被排除出来了。

此外，他们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许多地方，犹太人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七十五英里！」

这就是大约在德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这不过是一条很快就会导致他们遭到屠杀灭种的道路的开端。



一 对基督教会的迫害

纳粹对基督教会的战争开始得较为温和。希特勒名义上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曾在《我的奋斗》中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两个基督教会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国会把自己的作为立法机构的职权让给这位独裁者那天，希特勒对这个德国立法机构发表讲演，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为了要获得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结果如愿以偿。

过了差不多四个月不到，在七月二十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个协定由巴本代表德国，由当时的罗马教皇国务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代表罗马教廷签署。这个契约墨汁未干，就被纳粹政府破坏了。但是，由于这个契约签订的时候正是这个新政权在德国的初期放肆行为引起全世界强烈反感的时候，它无疑使希特勒政府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

七月二十五比也就是批准这个契约后五天，德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净化法令，特别使天主教会感到愤怒。五天后，开始采取了步骤来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我们已经谈到，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清洗中被杀害的。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员的破坏。德国天主教的各级教士，像大多数基督新教牧师一样，起先曾力图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MitBrennenderSorge》（《痛心已极》），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这位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天际」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