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从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七十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业人数在一九二八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六十五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三一○○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八十一万张，在国会四百九十一个席位中只占了十二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一九二四年的六百万张选票跌到了四百万张选票，议席从一百零三席减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八年选举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万张选票，总数达九百多万，在国会中占一百五十三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十万八千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人民观察家报》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