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第5/12页）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卧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阴暗、空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用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她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账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作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

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一九一四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二十一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PeerGent》），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一九一九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