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第3/3页）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已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

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可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非常善于运用艺术。独撑局面，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在这方面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跃！

9月26日，苏区中央局也是当即回电，犹如面对面的争吵：他们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情，但为了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注定达不到的目标，一味督战，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后方的中央局仍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你们还是执行命令吧！啰嗦什么？

但是前方无论如何难以从命。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

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这已经不是争吵，而是命令与抗命了！

周恩来从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仍然不能确定中央是因为前方不执行命令而撤掉毛泽东，还是以不执行命令为借口以改变领导，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或许两者都是。

如果仅仅是前者，那比较好办，他可以把不执行命令的责任承担下来。如果是后者，要让毛泽东继续指挥部队就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