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都会议

在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争辩是平等的,因为在争辩双方之上还有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是否公正,又受到陪审团的监督,双方的理由都能尽情申述,以求正义的仲裁。

会议,不是法庭,甚于法庭,一方是认罪,一方是审判。你申辩吗?认罪不诚,罪加三等!

陈毅不是苏区中央局成员,他列席会议只能旁听,这个特权除了他是会议场地的主人外,还由于周恩来的争取。

室内烟雾缭绕,令人压抑。面对窗口而坐的周恩来,不时向院外景物投去凄楚的目光。会场之内的气氛与早晨山间散步的自然风景反差太大了。会议继续前天的内容。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在周恩来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对前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中央的“临时”是后来加的,当时谁敢如此说?)的指示问题。那么,结论也是一个:没有执行!”

“先慢一点结论好不好?”周恩来缓缓地说得很谨慎,“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气得两眼发乌,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正要发言,凯丰把刚吸着的烟,烦躁地在烟灰缸里捻灭,霍地站了起来,抢到项英前边:

“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凯丰说一个“难道”就用拳头擂一下桌子,他尖利刺耳的声音四处乱钻,扎得人难受。

顾作霖没有站起来,言词却更为激烈:“我认为不是叫苦,而是失败主义,对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不是认真还是不认真的问题,而是抗拒的问题,反对的问题……这种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

王稼祥痛苦地沉着脸,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谁拎得高,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谁就是跟错误站在一起。这时,如果有人给前方委员们戴顶反党反国际的帽子,恐怕也无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人人都被迫表态,既没有发言的自由,也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因为不表态拥护,就意味着反对。王稼祥只能避开实质性的问题:“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洛甫于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讲过这种心态,他写道:

他(指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反“左”,常常是胆怯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

在宁都会议上,有多少人抱有这种心态在发言?

“这是严肃的斗争,”凯丰立即打断了王稼祥,“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对错误的东西,残酷和无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爱憎分明嘛!”顾作霖立即跟上,“这不是态度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王稼祥同志根本就没有跟毛泽东划清界限。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正,怎么能清算错误?”

“对,先打态度!”

又有人更为疾言厉色向上加码:“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会议出现了沉默。人人都在思考应持的立场。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地方,却又是展示品格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奖有罚,既有可能因一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也有可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

激烈的战斗者们仿佛要把那些假革命一眼看穿似的,用气势汹汹充满敌意的目光巡视着会场。

陈毅看到这种局面,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稍有抗拒,必将遭到加倍反击。他不理解,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他观察着周恩来,看他怎样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对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和无理而又自信的态度,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了解前方的战争实际,而且他们也不想了解实际,只顾一味地贯彻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理的呼声。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面对所有后方的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周恩来以难言的苦衷说:

“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大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