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洛甫（第2/5页）

那是战略转移之前的一个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气冲冲地来找博古。博古对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前天，他们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随军出发就发生过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

洛甫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然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洛甫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匪四面杀入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

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洛甫只好服从。洛甫又一次感到无权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虽然聪明、热情、能干，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的旗帜并不鲜明。在私下里，他纠正了博古许多模糊认识，使博古充分地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那时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虚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够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既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米夫的亲密关系。而现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不把他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放在眼里。

当时，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开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到底分散好，还是集中好，洛甫并没有明确的预见。也许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吧。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时是十分微妙的：由于他对博古的独断专行早就有了强烈的反感。他就把这次能否听从他的意见，当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试金石。

“怎么了？思美，”博古见洛甫怒气冲冲，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现出素常的快活直率的微笑，一边让座，一边用俄语说出了五个字，这种称呼并没有使洛甫觉得亲切，反而产生了一种捉弄人的亵渎感。他以为博古在居高临下，故作宽宏的姿态，“又有什么不满意了？”

“你不觉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是欠慎重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他们怎能跟部队行动呢？”[1]

“那怎么办？”博古不无诧异地说，“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苏区而大发脾气吗？”

“可见你对政府人员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责备着，“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也好统一照顾。”

“你也认为这样更好些吗？”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当然，这个建议引起了严重的后果：部队必须抬起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顶轿子。

如果当时“最高三人团”预知抬轿子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话，他们准会拒绝这个提议。事实是，博古当时虽然采纳了洛甫的提议，却没有弥补他们之间已经很难弥补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记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冲突。今天加以仔细推敲，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它还不太完整，还不太明朗，字里行间却展露出当时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反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这一点，洛甫觉得理由并不充分，让他去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说是排挤，那么，不排挤，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在整风笔记中又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