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第6/6页）

待在坑里你会血流不止而死！我这样想着，接着便感到一阵恐惧。赶紧离开这儿！恐惧驱使我离开了自己的散兵坑。我用左手按住伤口，撒腿飞奔起来。出于本能，我没有奔向村里的房屋—这条路线太过明显—而是朝着右面的杂树林跑去。我知道，实施直瞄射击的炮手必须先把炮口转向，才能对准新的目标开火。我跑出去没多远，炮弹便在我四周落下。他们朝着我开火，就像是在打兔子—因为，我的动作就像兔子，沿着之字形路线不停地奔逃。我继续着这种动作，迫使敌人的炮手不时地调整着他们的瞄准器。

可我已经跑得筋疲力尽。我的肺鼓胀得就像一具风箱，我甚至感觉到轻微的头晕目眩。我的手无法阻止胳膊上的出血。鲜血不停地从衣袖处涌出，此刻已浸湿了我的裤子。反坦克炮弹在左右炸开，泥土飞溅到我脸上。为了保住性命，我继续沿着之字形路线气喘吁吁地奔跑着，生怕被下一发炮弹炸成碎片。此刻，树林中的树木离我越来越近—只差几步了！终于，我躲进了树林间。俄国人的炮弹像疯了那样在树木间炸开，树干和树枝像火柴棒那样倒下。稍稍喘了口气后，我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跑去，然后，一头摔倒在地上。

安全了，可我尚未获救！我再次站起身，可我的双膝发软。血液的流失削弱了我的身体。但我必须坚持下去！用出最后的气力，我穿过树林，在山丘的掩护下，向着村子跑去。这里距离村边仅有200米。我的膝盖颤抖着，终于，我到达了村内的第一排房屋。

房屋间停放着几部汽车，两名军官正查看着延伸至维斯瓦河的斜坡。此刻，敌人的反坦克炮正朝着村内开火，但他们也遭到了我方重型迫击炮相当猛烈的还击。那两位军官看见我时，他们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从一个奇怪的方向跑过来。我向他们解释了我在何处负的伤，以及德尔卡已经阵亡的事实。少校和上尉都不知道留茬地里还有个前伸的重机枪阵地，他们还以为村边的战壕就是最靠前的防线了。他们对我在负伤的情况下仍能从敌人反坦克炮下成功逃生感到惊讶不已。接着，我瘫倒在地，一名司机赶紧扶住我，少校命令司机，开他的大众桶式车带我去找医护兵。

除了两名医护兵外，营里的中尉军医也在那里。军医认识我，四月底时，他曾帮我缝合过上唇的伤口。他像老朋友那样问候了我，随即割开我的衣袖。

看见我上臂处裂开的大口子以及卡在胸前两块较小的弹片，中尉军医说道：“这次你可倒了大霉！胳膊上的伤口有点麻烦，不过暂时它还没伤及骨头，我可以帮你先处理一下。”

他处理着我的伤口，并从我胸前取出了一块卡在皮肤下的小小的弹片。然后，他用绷带把我的胳膊与身体紧紧地捆在一起，用慈父般的口气说道：“现在得把你送到伤兵收容站了！他们会给你找副支架，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他开玩笑地补充道：“包括轻伤在内的话，这是你第六次负伤，对吧？我很抱歉，金质战伤勋章不像骑士铁十字勋章那样有镶钻版。”

又有两名伤员被送了进来，趁着医护兵还没离开之际，我抓紧时间请他带句话给弗里茨•哈曼，他正带着他的轻机枪守在村前阵地的某处，他很快就会挂念我的。现在，随着我的离开，弗里茨成了1943年10月份以来我们连最后的一位老人。后来，在这场战争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月8日。正如军医告诉我的那样，在伤兵收容站，他们给我装了一副“斯图卡”，固定住我的胳膊。弹片没有被取出：这要等我回到国内的医院，照过X光后再处理，因为它似乎卡进我的骨头里了。直到登上伤员列车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能离开那个烂摊子是多么幸运。可这种好运能持续多久呢？不管怎样，我将先享受医院的休养期。伤口很疼，可它与我身后地狱般的战场相比又如何呢？

列车带着伤兵们驶往格洛高，这是位于上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下车后，被送进了一座干干净净的军医院。

[1]德军的军士分为低级军士和高级军士两类，前者被称为Unteroffiziere ohne Portepee，后者则是Unteroffiziere mit Portepee，可以佩剑和剑穗。低级军士指的是二级下士和一级下士，而高级军士指的是中士以上的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