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2/2页）

德军的军法条例不太清楚，不过，看看他们的宣誓誓词，与美军的宣誓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军的誓言是“捍卫宪法”，而德军则是向“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宣誓。从这个差异上，我们大致能看出两支军队性质上的不同。

《雪白血红》一书中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科朔雷克和他的战友们住在俄国的一个村庄里，与房东的女儿卡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佳甚至与一位德军士兵产生了朦胧的感情。这该如何理解？从人性的角度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合情合理。但从“侵略和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宣传层面看，卡佳似乎可以被列入“俄奸”一类。实际上，她并未做出任何损害国家、民族的坏事，帮着德国侵略者烧烧饭、削削土豆，仅仅是为了生存罢了。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今天来的是侵略者，明天或许又是解放者，他们的命运被反复拨弄，同样是身不由己，无从选择。与战争中的普通士兵一样，他们也是被动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历史学家们认为，对某段历史的评判，至少要在一百年后。其目的是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天的时间太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则更近，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得到保证。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拔都、忽必烈或是拿破仑，今天的研究和评论几乎很少涉及他们的侵略、非正义性及其造成的生灵涂炭，甚至多带有一种对其赫赫武功的赞许，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决定历史评判的，究竟是什么呢？威廉•夏伊勒认为，“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兰西、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最后的一个”，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可能是合理的，但从近代人的情感上看，这一观点恐怕难以被接受。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不也因其“过度的客观性”而饱受批评吗？

近代战争历史研究是个太过宏大的课题，涉及到太多的情感和利益关系，客观与否仅仅是相对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再举两个小例子，一是德国入侵波兰，今天的许多中国军迷并不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波兰支持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轮到他自己被侵略了，所以“不值得同情”，而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例子是二战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我们沮丧地发现，导致二战爆发的两个因素，一是确保对波兰独立和完整的承诺，一是使英法列强免遭潜在的威胁，二战结束时这两个目的都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甚至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越来越多原本秘而不宣的资料浮出了水面，许多既成的认知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冲击，相对的客观是否还能继续“客观”下去，很值得怀疑。

但这一切，与我们这个系列中的士兵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这也不是需要他们思考的问题。对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就回忆录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详尽的记述，既不是“文史资料”那样的认罪书，也不是充满了灌输意味的“教科书”。至于个中的孰是孰非，在如今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年代，相信每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读者自会作出鉴别和结论。

科朔雷克的《雪白血红》，英文版中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例如“卡拉什尼科夫”的出现，在翻译和校订的过程中予以了修改。其他一些疏漏和错误之处，望读者们见谅并指正。

小小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