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国的崛起（第3/7页）

海军力量在权力的运用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在海外运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谈，并且，海军还需要具备随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而要建立海军基地就必须在海外占领土地，如同德国在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中国将胶州湾割让给它。不过，按照德国首相的说法，夺取胶州湾不是偶然的、没经过考虑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德国一直想要在远东拥有一块陆上基地。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而海军基地本身就是称霸世界这条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条锁链的结构为：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条锁链完整地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成长壮大的过程，正是英国海权的成长使得英美两国在门罗主义实施起到南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土地占有权的争议，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就像“疲惫的巨人”这个词说的那样，英国渐渐无力管辖这么大片的领土。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也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骨子里的贪婪让英国欲罢不能，它的工业要求开拓更多的市场，它的海军依然傲视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对手。幸运的是，虽然英国意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两国之间又冲突不断，但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自己一无所获后，英国人虽然想侵占美国领土，但是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英美两国一直和平交往，美国人的许多要求也被英国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