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第4/6页）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倒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地消极地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单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霞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制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绎成功所谓保守势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角，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2]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款折子）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二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化，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群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担任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学生，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