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把“死”字顶在头上 （豫湘桂会战、衡阳保卫战）（第3/9页）

保卫宁乡成为保卫长沙的前哨战。何澜首先指挥部队与日军在宁乡外围激战了一天。傍晚时分，日军出动三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结果因飞得过低，还被守军用枪打下了一架。

6月14日，宁乡被团团包围，一七三团连续击退了敌人三次猛攻，自身也伤亡过半。

日军两个主力联队用了足足两天，居然还不能攻破一座小小的县城，这让日军第四十师团吃惊不小。6月15日，他们改变部署，增派两千余人南渡沩水河，对五十八师的后方展开突袭。

五十八师的特点是攻守兼备，到了张灵甫执掌时期，尤其擅长于攻势防御。在正面顶住日军强攻的同时，张灵甫抽出一个营袭击日军侧翼，终将日军逼回了沩水岸边。

当天日军继续从四面向宁乡发起攻击。双方大打白刃战，阵地上响彻喊杀声和受伤者的呼叫声。守军再次遭遇较大伤亡，营长王炎城阵亡。

战至6月16日上午，日军突破南门城垣。经过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县城大部分已沦入敌手，守军被迫退守一七三团团部所在地福音堂，所部也仅剩两百多人。中午时分，何澜率数十名士兵从福音堂西南角开始突围，但由于三面被日军火力封锁，一面被沩水所阻，突围遭遇失败，何澜本人也身负重伤。

一七三团团附蔡亚锷因双腿中弹，正在福音堂地下室进行包扎，见此情形，他大声疾呼：“各位弟兄，我们突围逃生，等于白白去送死，不如坚守待援，才有希望存一条活路！”

本已乱成一团的官兵见团附站了出来，都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蔡亚锷清点了一下人数，除八十名伤员外，尚有可作战兵员一百四十人，他将这些战斗人员编成一个连，指定了连长，并再次进行动员：“把‘死’字顶在头上，成功把握在手里。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蔡亚锷又把福音堂内所存有粮食、弹药、医药、饮水的所存量，也都一一公布于众，为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死守，这里的东西绝对够撑到援兵到来。

宁乡坚守期间，张灵甫指挥五十八师主力，与集团军内的其他友军一起围攻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第四十师团招架不过来，只能把攻击宁乡的兵力抽调一部分出来，而宁乡守军在已无退路的情况下，防守起来也更为顽强，因此之故，日军始终未能突进仅一百多人据守的福音堂。

蔡亚锷所部坚持至6月19日，第一百军的主力第十九师攻至宁乡城外，日军被迫从宁乡撤退。

就在五十八师与十九师会师宁乡的前一天，长沙失守。固守宁乡失去了意义，同时集团军还面临着日军骤然回攻的巨大压力。6月19日晚上，王耀武下令放弃宁乡，集团军向湘乡方向转移。

在宁乡保卫战中，五十八师以四营兵力守城，与优势敌军激战六个昼夜，军官伤亡五十余人，士兵死伤两千余人，是长衡会战前期较为突出的一个战例。论功行赏，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的蔡亚锷被授予云麾勋章一枚，并得到了张灵甫的保荐提升。

馊主意

长沙失陷后，日军分成数路纵队，夹湘江西岸大举南下。数日间，湘乡等诸县未经激战即先后失守。

在长衡会战中，蒋介石和薛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战略分歧。蒋介石要薛岳坐镇湘江以西，固守湘桂路与湘西，不让日军动摇西南大后方。薛岳则坚持不到湘江以西，认为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进而与香港取得联系。

为了贯彻个人的主张，薛岳只留第四军守长沙，第十军守衡阳，而把司令长官部移驻于湘东南位于湘赣边境的桂东，各部队也被陆续转移到桂东。薛岳的这一指挥失误，事后被认为是长衡会战失败的关键所在。

继第四军兵败长沙，衡阳的第十军又马上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旅。按照赵子立的意见，即便这样，此时若能把绝大多数部队集中在湘桂路方面，向衡阳西南面发起反攻，仍有可能为第十军解围。

奈何薛岳就是不肯动身到湘西去，许多部队被分散在湘东两三百公里的区域内，且重点不清，毫无力量。赵子立最为看重的衡阳以西，只有王耀武兵团在活动。由此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湘江以西的部队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薛岳只负责湘江以东的作战指挥，到后来他所负责的部队也已经被日军冲得七零八落。

衡阳是中国军队的核心防守阵地，也就是“核心地带”。横山勇知道中方会以重兵坚守，外围也会不时投入战略兵团，因此他要求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攻占。

方先觉指挥第十军死守衡阳，随着阵地的日益缩小以及援兵不至，官兵士气逐渐消沉。他们对薛岳移师桂东，未出全力增援，都感到极为愤恨，零星脱险的士兵痛骂薛岳指挥无能：“几次长沙大捷（指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的‘大捷’）都是吹牛，第三次长沙会战要我们第十军死守长沙，这次又派第十军死守衡阳。我们已死守了这么多天，（他）把我们置之死地而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