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拼乌加河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鬼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岚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一〇一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岚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三十五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三十五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